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以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将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相联系，并将时空意识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当今世界已经从时间化走向空间化，空间从时间中解放出来。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第四部分中，詹明信认为，时空意识的转变不仅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的改变，也改变了人的主观心理世界，并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即“歇斯底里式崇高”。这是一种高科技的狂欢，是当代超空间带给人们的由欣狂喜悦感及其他强烈情绪组成的精神分裂式的欣快感觉。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共有两个英文版本，分别为1984年英国《新左派评论》的期刊版（以下简称“新左版”——编者注）和1991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的专著版（以下简称“杜克版”——编者注）。比较观之，我们发现在文本的第四部分中，两个版本的内容有明显的增加与删节。通过对不同版本间增删差异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詹明信的思想变化，更可以窥探到整个社会历史境况的变迁。

一

在新左版中，文本第四部分有一个小标题“The Apotheosis of Capitalism”，中文版将其译为“资本主义的极境”，极境应指发展顶峰之义，杜克版则将这个标题删去。虽然这个标题的删除并非出自詹明信对它的否定，但这个标题中提供的思想，却能成为我们破解詹明信思想变迁的一把钥匙。第四部分沿用了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分期的理论，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极境”应指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在杜克版出版的前一年，詹明信还出版了《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与辩证法的持久性》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出了“晚期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简而言之，就是产生和发展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与第三世界革命的失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最黑暗的低潮。而资本主义社会在经过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冲击后，却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并开始了全球化的扩张。这迫使许多西方左翼人士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理论姿态，重新评估当代资本主义。此时詹明信也介入了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中，并使以悲观主义著称的阿多诺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与辩证法的持久性》中，詹明信修正了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对阿多诺的指责，认为阿多诺的老式辩证话语虽在70年代是不合时宜的，但他却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分析家，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有独特的适用性。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将同一性视为交换关系，詹明信认为这正有力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即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晚期资本主义的一切文化现象根本上都是由商品经济机制决定的，阿多诺的同一性逻辑判断或许正是适用于今天这个时代的。詹明信同时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像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根据它的社会经济语境而变化。被第三世界国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将于那个证明以及正在倒退的社会主义有不同的重点，更不用说跨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相应地调整理论姿态以应对新资本主义，然而只要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新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概念是从德语中引入而来，在德语中指持久存在的，即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会马上灭亡，而是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存在，但正如詹明信所说，“这个词语并不意味着富有更多戏剧性，仍然是晚期胜于无期”^[1]，所以詹明信在90年代初提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正是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解放议程。在杜克版中被删去的标题“资本主义的极境”指的是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詹明信在90年代初提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正是适用于“资本主义极境”的解放议程，此时看来这里的“极境”或“巅峰”之义则有些不合时宜了。

“晚期资本主义”最早由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提出，他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由竞争的英国式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那种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