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的《新左派评论》期刊版到1991年的杜克大学出版社专著版，仅仅不到7年时间，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已悄然发生变化。1991年，他在加州大学韦勒克图书馆作了一系列的演讲，并于同年4月将它们结集出版，命名为《时间的种子》。在这本文集的前言中，他检讨性地承认：“我已经开始认为，‘后现代’一词应该为这种思想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最好理解为我们整个社会及其文化或生活方式中更深刻的结构变化的一种征象。”^[1]詹明信的这一理解，明显超出了1984年期刊版将后现代主义限定为美学和艺术风格的范围，而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而即使是作为风格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也认识到，因为无限多元论的影响，个人风格本身已不再可能，因此，这种风格只能成为“将整整一个时期归纳为某种一般化的时代风格”。但是后现代主义本身却是“反风格”的，其结果是“抵制美学或风格的整体化”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正因为如此，詹明信不无遗憾地声称：“我过高地估计了实际存在的后现代‘风格’的多样性，似乎忘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教训。”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詹明信这种态度的变化，是否可以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从期刊版到专著版的修改中找到某种线索呢？

詹明信在序言中说，“踏入后现代时期，在众多的美感生产形式中，作品风格变化最显著、最剧烈，而所引起的理论探讨最能一针见血道破问题症结的要算建筑艺术了”^[2]。文中对鸿运大饭店的分析也成为詹明信后现代主义分析的经典个案。下面我们就以此为例，通过细读文本的方式，来分析詹明信在1984到1990年间对后现代主义批评态度的变化。

在期刊版中有这样一句话：“None of these is anything like the old hotel marquee…were wont to stage your passage from city street to the older interior.”^[3]意思就是“这里没有传统饭店宽大的门篷，没有……的通道带领你从喧嚷的都市大街进入古香古色的饭店内堂”。^[4]“older”作为old的比较级修饰“interior”，加强了语气，意在把都市大街的喧闹与古香古色的饭店内堂形成鲜明对比。这是现代主义建筑十分显著的一个特点：建筑物与周遭环境的粗暴断裂，截然两分。显然，詹明信在1984年的期刊版中，试图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放在一起思考，并明确指出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但是到了专著版中，詹明信去掉了“older”，其对interior的强调随之消失，语言趋于理性，显现出詹明信在态度上的某种变化。再举一个例子，詹明信在描述鸿运大饭店的第二段的最后部分：“But this disjunction from the surrounding cit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great monu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yle：there，the act of disjunction was violent，visible，and had a very real symbolic significance.”期刊版里面修饰“different”的“very”和修饰“monuments”的“great”，在专著版中都被删掉了，相应地语气减弱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间对比的力度也变小了。詹明信意图将我们的视线从关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转移到只关注后现代主义的表征。上面这句话主要意思是波文设计的鸿运大饭店跟四周的环境截然分开，但这种与周围环境的分裂做法又与“国际风格”不同，“国际风格”影响下的宏伟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分裂是粗暴的、鲜明的，而且带有真实的象征意义。“国际风格”，又称“国际主义风格”，起源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早在1927年，美国建筑师飞利浦·约翰逊（Philip Johnson）在德国斯图加特市近郊举办的威森霍夫现代住宅建筑展上发现了这一风格，他认为这种单纯、理性、冷漠、机械式的风格将会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建筑风格，因此称之为国际主义风格。詹明信在这里所讲的“国际风格”，是指“欧洲现代主义迁到美国之后，与当地的国情结合，变成的一种单纯的商业风格”。^[5]国际风格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主义，两者的表现形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里，詹明信“犯”了一个他日后才意识到的错误，即把后现代主义当成一种整体化的风格，一种与巴洛克或哥特式风格相类似的时代风格，并与类似现代主义的“国际风格”相比较。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包括各种各样的风格，其中还掺杂着一些现代主义风格，因而它并不能与现代主义风格相提并论。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专著版中，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