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都越来越意识到现实关怀对于学术进展的重要性。可是，如何关怀现实本身便是一个问题。如果不首先对此追问，这样的诉求难免会凌虚蹈空，流于感慨，而不会真的与自身研究发生关联。那么，什么是现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世界，所能接触和感知的现实经验非常有限。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通过越来越发达的传媒工具来把握现实的。经由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与更加遥远的陌生世界建立共时关系，想象性地感知那里悲喜交集的生命故事。然而，我们也逐渐明白，传媒为我们构造的世界图景，乃是对无数信息进行筛选甚至重组的结果。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传媒信息，并没有真的增进我们把握现实的能力，反而使我们越发陷入碎片化的经验中不能自拔。换言之，如本雅明所说，这是一个经验贬值的时代，我们所能把握的经验不是更丰富而是更贫乏。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构想自身与当代中国的关联，并由此建立自我认识的方式？

阿甘本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生活在当代的人们，都是当代人，都具有当代性。在他看来，“当代性是一个人与其时代的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其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通过分离和时代错误来依附于时代的关系。那些与时代太过于一致的人，那些在每一个方面都完美地附着于时代的人，不是当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目睹时代；他们无法坚守自身对时代的凝视”^[1]。从这种理解来看，过分沉溺于碎片化的个人经验，其实无法建立其对时代的整体认识。因此，简单依赖于有限的经验来反省时代状况，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思想实践。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整理自身经验的能力，没有这一点，我们便始终无法抵达“对时代的凝视”，也不能建立现实关怀与学术诉求之间的真正联系。

在我看来，就整理经验而言，当下最为急迫的是整理文化方面的经验。按照威廉斯的说法，文化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变迁，在根本上意味着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更替，或者说是文化经验的转变。今天，我们一方面感觉到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文化经验的急剧贬值。那么，如何甄别、判定和反省这种文化状况，便是整理个人和时代经验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时评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认知角色。不过，这样说并不是要过分夸大它的时代意义，而是要强调其在整理文化经验中的基础性位置。试想，一百年后的学者会如何面对我们的这段历史？他们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寻找理解的线索？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同样会通过查阅我们这个时代留下的资料来建构其历史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文化时评，即便不能直接帮助后来的学者直接抵达“对（我们）时代的凝视”，但它对文化经验的整理和保存，也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理解，本文对2012年文化热点的评述，既不会面面俱到，也不会单纯看重其即时热度，而是力图从它与时代总体经验的关系中来判断其历史认知的位置，从而希冀这种文化经验的初步整理工作，能对当代人以及后来人对此的理解和把握有所助益。

2012年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一年。自11月8日开始，为期一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这一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关于文化问题，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任务。这项任务包括四个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些方面的政治规划对文化发展的影响，要等待后来的时间显现和事实检验。然而，如果以后设的眼光来看，这个关键性的政治时刻，恰与这一年此前时间里文化经验的纷乱混杂、冲突多变形成鲜明对照。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这种政治规划的现实根据，另一方面也能够想见其可能展开的未来方向及其实践困境。

一 歧路与正途：从“手抄讲话”风波到“莫言获奖”事件

2012年最大的文化事件，无疑是莫言在10月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瑞典皇家学院宣布获奖消息的那一刻，中国人百年的诺贝尔奖情结无疑得到了极大的纾解和振奋。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对莫言的文学成就、道德意识和政治态度的纷争。更有论者将此联系到此前喧闹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