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2012年一如既往，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理论方面，迈出了解构主义的大门，从德里达走向拉图尔，一改理论研究停滞多年的局面。这年的年会也因此“转向”拉图尔，展现出文化研究新探索的勇气。研究方面，文化研究依旧遵循注重差异、注重反霸权的传统，强调创造性、批判性和创新性，不少研究主题令人耳目一新。关注土著人的文化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本土化的特点和研究新方向。学科体制方面，鉴于目前大学环境及主导价值日益工具化及企业化，当代文化研究学者迫切需要重新想象他们的空间与位置，以及社会角色，以凸显21世纪文化研究学者的责任。

一 2012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年会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是该国文化研究的最高学术团体，简称CSAA。该学会成立于1992年，旨在发展与推动澳大利亚全国文化研究的教学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同时也为社区、行业及政府等提供文化研究方面的咨询和建议。学会旗下有网上的博客、贴吧供会员交流和讨论，同时出版一年两期电子版的《文化研究评论》。2012年学会的年会于12月4～6日由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系主办。大会主题为“物质性：经济，经验主义及物体”（Materialities：Economies，Empiricism & Things）。会议通知对该主题作了说明：“文化研究有研究物质实践的长久历史——确实这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成立宗旨——但最近的新转向或返回到唯物主义似乎又出现于该领域。这种物质性意味着什么目前尚无定论，但我们认为它在召唤重新关注如何研究文化对象、机构和方法等问题，以及什么是物质和物质性（经验主义），如何在全球经济、环境和文化变迁中重新定位物体（人类和非人类）。”

这次年会的理论背景，在某种意义上，与法国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有关。该理论见于其1987年发表的《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拉图尔不仅受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青睐，同时也是继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之后，得到文化研究者关注的法国理论家。他1991年出版的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英译本，1993）在现代性问题的论争中独辟蹊径，提出无所谓时间上的“过去”的现代主义。在拉图尔看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共时的、万物都属于“当代”的时代，所以我们离开了“时间”的时代，进入了“空间”的时代，从过去先后循序的顺时进入了一个共存共荣的共时时代，因此“过去”和“现在”的区分应该摒弃。事物的联系与“时间”无关，而是与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关，包括人与非人的关系。

2012年年会的问题涉猎学术界多方面的研究，包括以下主题：

·非人类中的性、性别和种族之位置（Placing sexuality，gender and race within the more-than-human）；

·文本和类别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texts and genres）；

·过去与未来的物质文化研究（The future and the past of material cultural studies）；

·人文和生态环境的变化（Changing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nd ecologies）；

·人类世界中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within the anthropocene）；

·原始和自然资源与文化的关系（Cultural relations with/in prima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全球化的新物质性 （The new materiality of globalism）。

12月6日的专题讨论会“文化研究什么最重要？”（What Matters for Cultural Studies？）是这次年会的亮点。讨论会由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教授埃尔斯佩思·普萝宾（Elspeth Probyn）主持。几乎所有文化研究的重量级人物都到场，包括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西悉尼大学文化研究教授洪美恩（Ien Ang），西悉尼大学社会与文化理论教授托尼·巴奈特（Tony Bennett），昆士兰科技大学传媒研究教授斯图亚特·坎宁汉（Stuart Cunningham），墨尔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约翰·弗柔（John Frow），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教授米根·莫里斯（Meaghan Morris），新南威尔士大学写作教授斯蒂芬·穆克（Stephen Muecke），昆士兰大学文化与传媒研究教授汤姆·欧里甘（Tom O’Regan）和昆士兰大学文化研究教授葛兰姆·特纳（Graeme Turner）。他们多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齐集一堂，讨论今天该做什么来振兴文化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能否继续，新近的唯物主义转向意味着什么。虽然答案仍不明了，但是说明文化研究又开始重新关注研究对象、体制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