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5月30日（周三）15：00

地点：北一区文科楼602文学院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洪浚浩 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为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华研究中心研究员，马萨诸塞大学传播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教学与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传播与全球文化产业、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以及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等。自1988年以来已出版中英文著作数部，发表中英文各类学术文章一百余篇，并担任美国出版的英文《中国大百科全书》传播与媒介方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一书的联合主编。

我今天主要围绕着中国文化产业中的电视产业发展来讲一些问题，这里讲的文化产业指的是大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严格来讲，在中国其实并没有把电视当做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因为电视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被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来灌输的。今天主要是围绕世界电视发展变化的一些趋势来看中国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体制的一些改革。总体来说，我们是从国际传播的框架和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最近几年做文化产业和传媒体制改革，以及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都是从传播学研究的角度去讲的，传播学的概念很大，外延很多。我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就跟文化产业相关，但是不是纯粹的讲文化产业的制作等问题。其实国内电视体制的改革一直在讨论——从领导层到知识分子到老百姓都在说，喜欢的有，骂声也有。中国电视发展得很快，有不少好的东西，但是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根本的关键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做强做大？

前段时间，大家可能也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北美开了一个北美台，国内可能收不到，主要是针对外国人，这个是做了很多研究的，如果派很多中国人去开肯定是没有效果的，他们高薪把原来美国电视界的一些中心人物，包括从主播到记者都挖过来，希望能够在美国产生影响。这个事情以后，国内《环球时报》的一些人来找我，要我从我的角度看这样做有什么影响和效果之类。另外就是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是国内很大很有影响的一家报纸，也来找我。我跟他们分别交流，但是我要求不要把我的言论观点放在上面，他们就很奇怪，说现在大学的老师不是都喜欢上报纸来说嘛——辛辛苦苦教三年不如到《环球时报》露一下脸。但是我是不要的，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是说真话还是假话呢？我是不说假话的。说实话，领导层当中比较开明的可能会听，老百姓不一定会听。首先，这个做法他们觉得美国人可能会接受。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些面孔，新闻节目的主播——那是主播，不是我们新闻节目的播音员，不是我们新闻节目中念稿子的，那些主播是能够决定哪些新闻稿能用哪些不能用的。他们请的是一个在美国最大的公共电视网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播，那个人在公众当中威信很高。这里顺便说一下，美国电视台靠什么做立台之本？最最基础的是什么呢？不是娱乐节目，就是新闻节目，当然除非它本身就是一个文艺台，如果是综合台的话它是要靠新闻的。那个主持人是公信度最高的，每次美国的总统选举都是有电视辩论的，那是性命攸关的，当然根据传播理论，支持一方的人无论你怎么宣传也是不会改变的，支持另一方的人不论你怎样宣传也是没有效果的，当中的中间派是到最后时刻才做决定的，往往就是那10%左右的人做决定的。这个电视辩论的主持人是威信很高、很公正的，我们中央电视台高薪挖过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不等于他来主持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威信度就很高，为什么呢？因为中央电视台尽管在北美请了很多的电视明星来，但是它是有它的先天不足的——它仍然是一个政府电视台，西方公众对政府电视台是带抵触情绪的，他认为你报道出来的东西是不客观的，是一种宣传，尽管你可能不是宣传，但是他已经存在这样一种思想认识了，我如果在《环球时报》讲这个东西，很多人可能不同意，但这是一个事实，靠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的电视体制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做大了是不是能做强呢？央视都做到美国去了，是够大了，世界上没几个国家能够这样做，因为中国现在有钱了。但是不是做强了呢？没有人看，怎么强呢？所以这个牵扯到一年多前，崔永元在《人物周刊》上发表的一个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