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9月25日下午3：00～5：3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本部主楼201会议室

梁景和（主持人）：

周兵老师现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周老师曾赴荷兰访学一年，在新西兰工作三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史、新文化史、17世纪荷兰史和西方艺术史等。在现当代西方史学领域有较多的学术积累和贡献，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周老师今天的讲题是《新史学：八十年代及以后——从1981年的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看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转折》。下面我们欢迎周老师作报告！

周兵（主讲人）：

谢谢梁老师！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当代西方史学发生新转折的关键时期，即从社会史转向（新）文化史，如果要找一个特定的年份或事件为这一转折标志分界的话，1981年夏秋的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可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信号。创刊于60年代末的《跨学科历史杂志》本身就是战后西方史学朝向社会科学史研究发生转向的一个产物，当时的历史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在方法上广泛地采用了统计、计量、心理分析等手段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七八十年代历史学的新转向同样是在借助了其他学科基础上的一种跨学科历史研究，只是这一次同历史学并肩齐进的是另一门不同的学科——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人类学史学或历史人类学，“文化”取代了“社会”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当然，新方法、新领域和新理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要抛弃旧的，传统的历史学门类始终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们也在新的时代中不断地丰富和调整自己，但它们已经不再是这个新时代里历史学研究和叙述方式的主要形式了。

1981年的这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以“新史学：八十年代及以后”为主题，组织了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的历史学家，对自己专长的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前景分别进行总结和展望，主要集中在自60年代末，也就是该杂志创刊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状况，以及80年代以后史学未来的走向和可能的趋势。讨论所涉及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包括政治史、家庭史、历史传记（即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思想史和人类学与史学。在下文中，笔者将对这些历史学家就本学科现在和未来的看法逐一进行解读和分析，希望从中找到80年代初西方史学转向过程中的轨迹，以此同过去20年间的实际发展相印证。

一 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将政治史排在所有讨论的第一位显然不是编辑中的简单巧合，而是对其在西方史学传统中的重要地位的一种尊敬和肯定。而且，政治史的这个专题也是两期杂志中所有分支学科中篇幅最多的之一，三篇论文和一则评论占了48页的篇幅，仅次于“人类学与史学”和“计量史学”部分的52页和60页。三篇论文分别是彼得·史密斯（Peter H. Smith）的《从拉丁美洲出发的一点意见》、雅克·朱里亚尔（Jacques Julliard）的《对其现状与未来的反思》和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的《思想和利益》，以及来自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的评论。几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共同的是都专长并执著于政治史领域的研究，而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进入80年代之后的政治史的前途呢？

首先他们都清楚地看到政治史已经不再是历史学中唯一的或是主流的分支学科。史密斯开篇即提到：“如每个人所知的，政治史已经变得陈旧而过时了。特别是在美国，很大程度上在欧洲也是同样如此，注意力已从权威人物和决策者转向了普通人和世俗大众。经济史的探索不断地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起源及变化加以澄清，社会史的研究打开了全新的认识和探究的图景——突出地强调性别差异、性、家庭及其他隐秘和日常的生活范畴。对当权者的研究兴趣迅速减退。新的关注点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一趋势对八十年代的政治史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预言：它将不会有很多。”朱里亚尔也继承了年鉴学派对政治在历史中地位的评价，把它看成一种浮在历史表层的“短时段”，“政治是一种简单的附带现象，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而不能由人的意志来改变”。政治史只是历史学众多门类和分支中的一种，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地位，相比较于社会史和经济史，它也早已不再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政治史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