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虽然目前城市化的概念界定仍未统一，但从现有的认识中可以归纳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其特点之一就是城市不断放开，农村与城市实现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城市化在促进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果说城市化对拉美国家的负面影响是导致农村贫困移入城市，并产生了大量的贫民窟的话，那么城市化对中国农村的负面影响就是构建了农村新的贫困主体——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儿童对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最为不利。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留守儿童”，在人类城市化进程中是史无前例的。虽然说，人口流动总体上有利于人类发展和儿童福利的改进，但对于留守儿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若能从福利制度上找到突破口，无疑对全面改进中国儿童福利状态是十分重要的。

自2002年起，各领域学者陆续开始重视留守儿童研究，不断揭示出这一群体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提及最多的包括照料及心理健康等问题。本文以城市化为背景，在尚晓援、王小林（2012）儿童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下，较为全面地概括了父母进城打工之后，10～18岁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学校及社会活动中的现状并加以分析。总体而言，“留守”对农村儿童的负面影响较为突出，他们在生存、健康、保护、发展、参与等方面的权利均落后于非留守儿童，部分差异在贫困地区和女童中尤为明显。但是，留守儿童在一些方面优于非留守儿童，例如在有厌学情绪的儿童中，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少于非留守儿童，这说明在贫困地区，大多数儿童仍然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摆脱贫困。

二 城市化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及特征

“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在1994年《留守儿童》一文中，那时的留守儿童主要是指父母出国工作、学习而被留在国内的孩子（一张，1994）。今天公众所熟悉的农村留守儿童，源于1997年《“留守子女”更需要爱》（孙华等，1997）一文，这篇文章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在照料缺失的情况下，自我管理能力下降，青少年犯罪增加，对社会治安产生了新威胁等问题。2002年，《光明日报》撰文《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从此，媒体开始大规模地关注留守儿童（周福林等，2006）。2005年以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陆续发表文章关注这一新弱势群体，留守儿童成为学术领域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由此可见，留守儿童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事实上，城市化对农村户籍儿童的影响，也是从对他们父母的影响开始的。随着城市的不断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农村进城打工，在政策体制、家庭环境及其他限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儿童裂变为三大主要群体：与单亲或者亲戚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与父母一起外出的“随迁子女”和与父母一同留在农村的“原住儿童”。这三大群体的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留守儿童随着国家政策和父母身份、经济能力的变化也在“留守”和“流动”间相互转化。目前的研究多认为，“留守”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多，尤其对儿童的自信心、沟通能力等（周宗奎等，2005）。但是随着儿童的成长，“留守”对儿童个体的影响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积极的影响正在显现，例如一些曾经的留守儿童在成年之后具有超出同龄人的自理能力。

三 本文的分析框架及样本选择

（一）分析框架

贫困儿童不等于居住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具有积极效应（蒲艳萍，2011），但在很多情况下，家庭贫困的缓解并不一定带来儿童贫困的缓解。森（Sen，2012）认为，“家庭中其他竞争性需求、儿童营养健康知识不足、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局限性、性别不平等都会影响收入提高向儿童发展传导的程度”。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当家庭发生变故的时候，让儿童，尤其是女童辍学是家长的第一选择（Hillman等，2004）。所以，儿童贫困不同于成人、家庭的贫困，儿童贫困表现在很多方面：较高的营养不良比例、儿童死亡率、因贫困而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严重的心理自卑等（尚晓援、王小林，2012）。

本文以尚晓援、王小林（2012）“基于《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