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陆续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但由于地域范围广大、地理差别明显，为了使这些总体战略能够更好地落到实处，产生更大的成效，中央政府先后批复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天津滨海新区、福建省海峡西岸经济区，包括陕西、甘肃两省部分地区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国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等，横琴新区，安徽皖江城市带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的10多部区域规划和文件。从形式上看，我国的区域开放战略具有渐进性的明显特征，开放的区域布局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和省会城市，从珠三角、长三角到环渤海，从东部沿海再到中西部地区。在新的区域层次格局中，最大的特征就是跨越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

随着区际经济开放加快和区域间融合程度的加深，多数国内外学者认为，行政干预的影子越来越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趋向越来越强。如Naughton（2000）、Park﹠Du（2003）、白重恩（2004）、陈敏等（2008）、陆铭和陈钊（2009）的研究认为尽管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但从总体趋势上看是下降的，区域市场分割呈现渐趋整合的趋势。

目前关于市场一体化（区际市场开放）与服务业增长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区域市场整合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如赵永亮、刘德学（2008）以中国12个样本城市6大类商品价格为考察对象，证明了地方保护壁垒造成的省际市场分割不利于实施保护的省份自身的经济绩效的提高；赵伟等（2011）则探讨了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的制造业区域集聚效应；盛斌、毛其淋（2011）、毛其淋（2012）的研究发现，区域市场整合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省域经济增长。二是关于区域对外开放与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如王小平（2005）、郑长娟（2005）、钟晓君（2009）、肖文（2009）、顾乃华（2010）、姚星等（2012）的研究一致认为，服务业FDI（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总体增长。遗憾的是，关于区域市场一体化与服务业增长的相关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廖婧琳（2011）利用Feldstein和Horioka对资本流动性障碍的分析方法，发现我国22个省份之间存在资本流动壁垒，并且得出省际壁垒对本省服务业的发展有抑制作用的结论。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的对外开放与区际市场开放（市场一体化）近似可以视作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区际开放有利于区域经济的产业集聚、产业结构提升等“纵深”发展。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林德斯托姆的研究揭示，19世纪初，美国的区域开放带有强烈的国际化先行特征，随后区际开放快速发展，人力与物质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在区际呈现“墨汁效应”，迅速扩散，最终呈现“虹吸效应”，导致区域要素集聚和产业结构提升，形成区域的竞争优势。为此，我们的研究主要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区际市场化或区域经济之间的彼此开放对地区服务业增长的作用和影响，揭示区域经济开放作用于服务业增长的渠道和机理。

基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本文的研究思路拟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区域市场开放与一体化程度的界定与测度；二是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省际市场开放对本地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三是基于模型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 区域市场开放的内涵和度量

（一）区际市场开放的界定

在一般市场经济体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域市场整合可被视为其对内经济开放程度，即区际开放水平（赵伟、徐朝辉，2005）。从理论上来讲，区际开放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效率。这是因为，一方面，区际开放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跨区自由流动，进而按照市场信号引导要素配置到边际产出最高的生产环节中去，降低了要素市场扭曲和产出损失；另一方面，区际开放有利于不同地区企业之间开展合作与交流，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和传播，有助于提高一个地区的整体技术水平。区际开放水平越高，地区之间的信息流通就越顺畅，这有利于国内不同地区和经济体可以选择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生产，避免了在相同产业上进行重复建设，因此有助于优化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另外，区际开放水平越高，也往往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