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经济特区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地缘政治的需要，更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体现。随着中国社会对外开放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等形式的渐次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版图日渐清晰和明朗，全方位、广覆盖、多层次的开放格局也在从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的战略部署下逐渐形成，并带来了中国社会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版图和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崭新局面。

一 从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的历程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中国的开放是从四个特区开始的。按照当时的思路，在中国未来的开放进程中，将有三个主要的经济支撑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事实证明，创办经济特区是英明而正确的，它不仅推动了市场经济体系的普遍确立，带来了一座城市或一个区域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形成了区域间的有效不平衡，即通过主动扩大地区政策差别，形成特殊地区的潜在利益，有效吸引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由特殊政策筑建起来的经济增长高地，提高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和效率水平，形成鲜明的地区间不平衡与效率差别，然后再将这种效率差别传递回内地，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可以说，这就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初衷，也是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功能。

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中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历程也悄然起步。第一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从1981年国务院批准湖北沙市为试点城市开始的，推至整个80年代，到1987年，经国务院直接单批确定，连同各省、自治区批准的试点城市共有72个。这一时期，尽管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目标，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所以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打破旧体制，为进行新的创新做准备。在此期间，武汉市的“两通起飞”，石家庄市的“撞击反射”及“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等，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益探索。

第二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点是从1992年国家体改委批准常州市为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开始的，执行至整个90年代，到1998年全国综合试点城市又增加了55个。这一时期，十四大已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各试点城市以微观经济体制转型为中心，在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立、政府职能转变和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并发挥了较好的示范作用，推进了所在地区和全国改革的进程。

第三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从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开始的，这一时期，中央针对当时存在的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增长方式粗放、民生社会矛盾等突出问题，提出科学发展和创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这一轮试点的主要任务是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两大主题^[2]。

从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到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再到批准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标志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得以确立，更意味着改革的深化和全面协调发展的大理念的形成。因此，自2005年开始建立的从时间逻辑上作为第三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它之前的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还是以冲破传统体制束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市场经济在全国的普遍确立为目标的话，那么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以制度创新为目标，即把解决本地区实际存在的发展问题，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现实存在的难题结合起来，依靠本地区的优势突破改革发展的“瓶颈”，从而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实现科学发展探索一条可以在全国示范推广的模式或路径。

继中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立后，2009年以来，国务院陆续批准了一批国家层面的区域性规划方案。可以说，相继出台的国家级区域振兴规划几乎覆盖了全国每一个经济区域。至此，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沿江开放到沿边开放的整体区域发展的大布局也全面展现出来。

二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点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其目的就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城乡关系、土地开发、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和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有效互动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