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意义来说，人、资源和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三要素，其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制度安排在特定领域内确定了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规则，它支配着经济单位之间可能采取的合作与竞争的方式，也决定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制度安排的视角就广东省的经济发展转型进行思考和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广东省已基本完成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和转换，但在新的国际形势及新的国内经济发展格局下，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广东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发展环境的变化对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广东省经济发展转型进行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广东经济发展现存的深层次矛盾是什么？这些矛盾存在的制度安排困阻有哪些？解决这些矛盾，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在制度安排方面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明确这些问题对于转变广东经济发展方式将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一 广东经济发展现存的深层次矛盾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率先推行制度改革，较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过30余年的开拓进取，2012年广东人均GDP达到54095元，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067.92亿元，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一。1978～2012年广东经济年均增长率达12.9%，由落后的农业大省跃升为经济大省，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改革，长三角地区及中西部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格局，因此，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广东原有经济发展方式与复杂国际经济形势的不适应和结构性矛盾日趋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凸显，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2008年和2009年增长速度分别是10.4%和9.7%，终止了2003年以来连续5年14%的增长速度。2012年GDP增长速度为8.2%，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

积累偏高，消费率偏低，经济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从图1看，在广东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消费率由1980年最高的69.8%降至2012年的51.3%，与发达国家相比消费率显然偏低；投资率则从1981年开始始终在30%以上，1993年最高达44%，2012年投资率为40.1%，这表明生产成果中有近4成用于积累。从历史数据看，投资率与净出口率基本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广东的消费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定程度上依赖投资和出口，如果投资减少要靠出口来消化；反之，出口受到影响经济就需要由投资来推动。值得进一步审视的是我国经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这一说法的客观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是毋庸置疑的，但出口对经济影响的大小却值得商榷。按照现在的计算方法，三大需求对GDP拉动的数据是由三大需求增量在GDP增量中所占比重乘以GDP增长速度计算而得的。如1997年广东净出口增量占地区生产总值增量的71.3%，乘以经济增长速度得到净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达8%，而投资、消费的拉动分别只有0.8%和2.4%。就单从这一数据看似乎出口对经济的影响极大，但如果观察净出口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我们不难发现，净出口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7.1%，在三大需求中的相对比例较小，广东作为出口大省2012年净出口也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6%，因而，只看拉动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夸大出口对经济的影响。2012年出口对广东经济的拉动仅有0.2%，而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分别是4.4%和3.6%。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广东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但高积累、低消费仍然是广东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图1 1978～2012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支出结构

不可持续的投资结构矛盾。在广东的资本形成总额构成中，固定资产形成额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1978年的69.2%上升至2012年的96.3%；存货增加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0.8%降至3.7%，这说明广东省的市场经济调节机制已基本形成，产能过剩的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然而，从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的分布看，2012年房地产产业所占比例依然最高，为33.76%，其次是制造业，占27.72%，交通运输、存储和邮电业占9.4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8.45%，其余行业占20.66%。资金来源中自筹和其他资金比例逐年增加，2012年占到78.6%，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