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更是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的倡导者和主要决策者。海南建省办特区，是继深圳、汕头、厦门、珠海四个经济特区创立之后，邓小平特区思想的又一次伟大实践。然而，这次实践是在一个拥有3万多平方公里区域和多元化、多层次社会结构的省级范围内进行的，不仅其他四个经济特区无法与之相比，在世界上也是先例。因此，其实践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十分艰巨。此外，海南自身条件相对不足，诸如工业匮乏，思想相对保守，缺乏毗邻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地理优势，没有宽阔的腹地依托等，受这些因素的制约，这项伟大的壮举在起步阶段便举步维艰，未尽如人意，发展远不如其他四个经济特区。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92年邓小平相继在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南方讲话，国内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经济迅速发展，深圳更是一马当先充当排头兵的作用，反观海南，在迎来短暂的投资热潮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挥之不去的泡沫经济噩梦，从海口到三亚，一幢幢烂尾楼成为令人触目惊心的“风景”。不管是否情愿，海南毫无疑问地错过了这次绝好的发展机遇。《南方周末》在2004年更是将把海南开发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称为“邓小平五大未了心愿”之一。当然，错过并不代表永远失去，如今，海南经济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机遇下快速发展，这正是沿着当年错过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邓小平在海南建省办特区思想的正确性，也证明了当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史中的重要价值。时过20年，恰逢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之机，重新审视和梳理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海南经济特区建设的关系，总结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误的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 邓小平创建最大经济特区的战略设想

海南经济特区的创建是在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指导下的重大实践。邓小平早在1984年2月邀请中央负责同志一起座谈特区等问题时，就提出设想要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并乐观地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两年之后，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首次对外宣布“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2]。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海南岛在1988年4月建省并成为中国继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之后又一个经济特区，且是面积最大、行政级别最高、优惠政策最多的经济特区。众所周知，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对于每一个经济特区的创建都有特殊的考虑，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那样：“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3]那么，在既不接邻发达国家或地区，又缺乏广阔腹地市场，更缺少资金、技术、知识等优势的海南岛建设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且创设之初就把行政级别定于其他四个特区之上，其原因何在？也就是说有何战略目的？回顾海南经济特区走过的历程，梳理邓小平有关海南岛建省办特区的思想，结合国内学术界有关的研究成果，得出其战略设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海南经济的助推器。海南岛是我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然而，纵观海南的社会发展史，与内地比起来，有很大的距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无法与内地的大多数地方相提并论，呈现出“慢半拍”甚至“慢几拍”的特征。历史上，海南岛就是一个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流放谪臣的蛮荒之地。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等国列强更是凭借不平等条约，对海南岛进行资源掠夺和经济侵略。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海南岛，把海南岛作为征服亚太地区的前进基地，疯狂掠夺石碌及田独等铁矿山的战略物资，给岛上资源造成了破坏性后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海南解放初的几次定位，把海南社会发展导向另一个方向。由于海南地处东亚新月形经济“繁荣弧线”的中间地区，海南岛的区位优势变成经济发展的劣势，“加强防卫、巩固国防”成为当时海南岛的建岛方针，因此海南并没有抓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