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已逾三十年，几个边远落后的小渔村迅速成长为靓丽的现代化都市。其中，深圳取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深圳速度”更是不断书写着中国和世界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奇迹，回顾其过往的三十多年成长历程特区人也总是激动不已。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的确立，其他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相继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新的特区诸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断设立，传统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渐丧失，特区经济总量和增长质量不断被其他城市超越，有关“特区不特”的争论越来越多，特区的光芒开始黯淡。那么，特区过去三十多年的成长经历究竟可以为其他城市提供何种可资借鉴的经验？特区经验又能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提供何种补充及有用的启示？在未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先行者的特区又将怎样继续承担全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窗口的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回溯特区经济的增长路径，对其增长本质进行再解读。

一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路径

（一）经济特区的设立及其功能

作为中国最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区，深圳特区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也吸引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深圳首先不能脱离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今天的深圳，若没有深圳经济特区的实践，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深入。因此，深圳特区的设立属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制度变迁的一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方面，作为当时特殊政策的产物，特区是一种由中央至地方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考虑中国当时的情况，国内经济百废待举，与经济繁荣的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却面临着贫困的威胁，对比极其鲜明。一边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另一边却是贫瘠的村庄、饥饿的百姓和蔓延的“偷渡潮”。面临严峻的政治压力和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中央政府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可以说，特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其内在的推动力。最终之所以选择了深圳等五个沿海地区设立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除了地缘因素外，这些地区远离政治中心、计划体制基础相对薄弱、国有经济成分较少也是考虑的因素。深圳的国有经济比重更是接近零，遭受的阻力也会相对较小，从而为发挥改革窗口和试验田的功能创造有利条件。在国外，Joseph Fewsmith（1996）认为中国政府设立特区的直接目的在于吸引外资、刺激国内工业出口并获得国外发达地区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Edwad M.Graham（2004）同样强调特区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工具功能，指出中国经济特区是模仿国外出口加工区的结果，通过特殊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工业，最终的目的在于加速中国的自由化进程。相似地，Nadeem M.Firoz和Amy Murray（2003）也认为中国的特区一如自由贸易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创业园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区域都可以按照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加以理解。事实上，1979年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汕头调研时就曾大胆设想，汕头乃至广东也可以效仿台湾高雄的出口加工区创办自己的出口特区。B.波尔佳科夫和 B.斯捷帕诺夫（1986）认为经济特区不仅是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而且还是改革的窗口，经济特区肩负着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的使命。特区不但要率先实践市场经济，冲破全国范围的计划主义樊笼，还要将成功经验推广至全国，推动改革开放向内地纵深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特区的功能和意义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特区的开放也是多领域和全方位的，许多学者都曾探索并指出创建特区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强调特区的战略意义。Ezra F.Vogel（1989）指出中国政府也希望借以设立特区为港、澳、台的回归创造条件，为香港的回归提供缓冲，在为中国走出国门认识世界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条件。国内学者也多次强调特区的历史功能和时代使命，例如许经勇（2010）在综合比较特区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其他不同性质特区的基础上认为传统经济特区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发挥更加综合性的功能。

（二）经济特区的发展机制

1.非均衡发展机制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桥头堡，最鲜明的，深圳的发展体现为一种非均衡式发展策略，国家通过各种倾斜性政策鼓励深圳优先发展，促进资源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