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劳动关系主体双方日趋明晰化和契约化，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框架初步形成。然而，随着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劳动关系领域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尖锐矛盾和复杂问题，劳动者权益受损的情况屡屡发生。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已经从2005年的31.4万件上升到2009年的68.4万件，年均增长率高达27.1%；^[2]2009年富士康跳楼事件、吉林通钢事件、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等进一步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劳动者权益维护问题的关注。科学管理劳资博弈、合理疏导劳资矛盾成为国家不得不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举。

劳动者权益状况不容乐观的事实不断考验着已有的维权制度，目前我国的维权制度框架主要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中央政府作为维权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从制度层面决定着维权的目标和主体；其次是地方政府、劳动监察部门以及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代表的各级工会组织担负着维护工人权益的主要执行任务；与上述两个层次正式制度并存的则是由劳动者自发建立的工人维权组织^[3]（柏宁湘，2001；曹筠武，2005；江立华、胡杰成，2007），以及以维权为目标的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深入解读我国的维权制度，无疑对分析劳动者权益现状、维权效果以及未来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勾勒当前我国维权领域的正式制度框架，附表1整理了2005年以来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各部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所形成的政策体系，不难发现，单从政策本身来看，近年来我国制度层面的“维权供给”表现出四方面的显著特征。

首先，维权覆盖面扩大和针对重点群体并举。2005年以来，与劳动者权益维护相关的政策覆盖了所有劳动者的大约41.3%，同时，对于劳动者权益受损较为集中的群体则出台了专项政策，其中涉及的农民工群体，改制国有、集体企业劳动者，地方、基层、非公有制企业、小型企业的劳动者分别占到了23.9%、15.2%和13.0%。其次，数量增长和种类完善共同推进。2005～2010年仅中央层面平均每年就出台近8项与劳动者权益维护相关的政策，目前已经覆盖就业、依法维权、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民主政治、劳动安全与卫生、培训、组建和加入工会、工时和休假以及精神文化权益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劳动者权益的所有内容，并且政策重点为就业权益。再次，政策制定层和直接执行层配合密切。从政策出台的时间来看，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及各部委制定的维权政策在整个正式制度框架内具有显著的“先行性”和“指导性”；而以全国总工会、各级工会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形成的维权执行机制则与中央层面的制度供给层密切配合，其政策措施具有相对较高的“实操性”，体现出“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的维权格局”。^[4]最后，“维权需求”拉动“维权供给”的制度构建模式。与维权相关的重大专项政策出台往往伴随着前期劳动者权益受损的重大事件，比如困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问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和欠薪问题、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劳动者经济补偿和社会保障问题以及以煤矿行业为代表的重特大安全事故等，劳动者的维权诉求最终会以政策条文的形式反映在正式制度架构内，尽管有或长或短的滞后期，维权的制度供给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响应劳动者的维权需求。

然而，劳动者权益改善的实际进程却与日渐完善的政策体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脱节，在维权政策密集出台的同时，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的阴影却一直挥之不去，有关基层劳动者维权主体缺失、维权政策不力和作用欠佳的批评声也在同步放大。已有的维权模式究竟是否发挥了预期的效果？维权供给能否满足实际的维权需求？如何评估正式维权制度的成效？对此，本文将利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的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劳动者权益维护的现实状况、实际效果和影响因素。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实证研究影响我国劳动者各项权益和工会作用的主要因素；第四部分探讨相关结论的深层次原因及制度设计；第五部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