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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间：2013年03月 |
中国自2008年以来陆续颁布出台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使劳动者的就业权益获得了更多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蔓延，使全球就业形势总体欠佳，而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本文将讨论放在全球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的背景下，以世界主要经济体为考察范围，运用经合组织以及《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相关指标，旨在对中国劳动关系法制的立法以及执行情况作一比较性评估。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劳动关系立法的严格性适度，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失业问题，不应归咎于中国的劳动法制已经过于严格；并且实际上，中国劳动法律在执行环节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有法不依”现象。为此，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更加积极灵活的劳动用工政策，另一方面也应加快《劳动合同法》等就业保护法律的后续立法与政策制定工作；而对于不同就业形式的劳动者，则要在法律制度安排以及执行监管两方面给予侧重考虑。
Since 2008，China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labor laws and made its laborer largely protected by law.Based on ill-performing global economy，Chinese unemployment is also critica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rnationally comparative framework in order to assess whether or not Chinese labor laws is over-rigid. It analyzes the extent of seriousness and completenes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EPL），and makes use of several indices from OECD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and follows with data calculation and institution comparison.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firstly，the rigidness of our country’s EPL is decent，but the carry-out of labor law is unsatisfactory. Chinese government may will go on with flexible employment policies，and meanwhile，quicken their improvements and amendments. Lastly，China should effectively handle the abnormal flexibility and make the implement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aw more fairly and adaptable to the whole laborers.
近年来，随着《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在我国的颁布实施，劳动法律制度是否已经“过度”保护劳动者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持续讨论。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洲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强，企业面临的外部生产经营环境越发不景气，此时，我国“严格的”劳动立法是否真会成为“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文章结合前述思考，意图围绕我国就业保护法律现状及未来走向展开讨论。
一 概念内涵与研究设计
当劳动者开始在某一特定岗位工作时，能够保证工作的持续性（即工作安全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按照Standing（1999：52）的观点，工作安全性是指“保证每位雇员都能拥有特定的岗位”。也即，工作安全性表达了一国的劳动法律制度能够确保劳动者在被解雇和工作条件改变时获得必要保护的程度。从国际角度来看，为增强劳动者抵御劳动力市场风险的能力，各国最普遍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就业保护立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EPL）（Clark and Postel-Vinay，2009：208）。
EPL对一国宏观经济及劳动力市场运行会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学界对该制度的市场效应也基本形成了一致看法。归纳起来，研究大多认为，严格的就业保护会成为劳动者在就业与失业之间转换的“障碍”，进而降低工作流动性（比如，Cahuc and Koeniger，2007）。一方面，EPL同时抑制了雇主的雇佣和解雇行为，对一国失业率的总体影响模棱两可（Clark and Postel-Vinay，2009）；另一方面，EPL也同时“约束”了就业者与失业者的工作选择及职业发展（Gangl，2003；Frick and À.Malo，2008），对不同规模、类型企业带来的冲击不尽相同（Edwards et al.，2004）。考虑到EPL具有典型的国家层面特征，且跨期变动幅度相对较小，所以引入国际比较的研究视角。
迄今为止，实践中有代表性的测量就业保护立法严格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Grubb 和Wells的测量方法、经合组织的测量方法、世界银行的雇用工人指标、Di Tella 和MacCulloch的测量方法、Botero等人的法规测量法，此外，还有来自《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 Report，GCR）和国际雇主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Employer，IOE）发布的一国劳动立法严格程度指数等。目前，经合组织、《全球竞争力报告》以及国际雇主组织发布的该项指数是被国际普遍接受和采用的，并且Di Tella和MacCulloch（2005）的实证研究检验证明，三种衡量方法皆具信度，且方法之间存在一致性和互替性，而其中，经合组织的测量方法经过两次改良发展出三个版本，建立了一套精细的分解和综合计算得分的流程，而且可以对法律法规条款进行分解，操作性较强，可以为国家间的比较提供基础（王阳，2011）。
需说明一点，本研究对我国劳动保护程度分析所运用的主要指标和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的就业数据库以及2009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二 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发现
（一）中国的劳动关系立法适度严格
1.对就业保护立法严格程度的绝对比较
工作安全性对劳动者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诠释是其失去工作的可能性。1989年，OECD创制了一组可衡量劳动就业保护立法“严格程度”（the strictness of EPL）的跨国指标，并在此后多个年度的《经合组织就业展望》（OECD Employment Outlook，1999，2004，2008）中用来评估其成员国家的EPL。EPL指标的设计初衷在于增强劳动者的工作安全性。指标由一套治理解雇和雇员招募的强制性规则组成，包括免遭不公正解雇保护（如规定法定解雇赔偿金和最低解雇通知期限、限制雇主经济性裁员等）、控制短期就业以及其他更广泛的针对工作时间、健康和安全的规定（Eamets and Masso，2005；Cahuc and Koeniger，2007）。
目前，OECD已将EPL视为可判断一国劳动力市场工作安全性状况的主要依据。EPL指标的工具性含义是衡量测度值在0～6之间变动的一组指数，其中，0表示EPL最灵活，劳动者获得的工作安全性最低；而6表示EPL最严格，劳动者的工作安全性最高。2008年，OECD对30个成员国及部分非成员国的就业保护严格程度（strictnes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进行了评估。
图1 中国与一些OECD国家就业保护严格程度的比较（2008）
针对劳动力市场的四种灵活安全性模式，图1分别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与我国的情况做一对比。此外，考虑到日本、韩国在地域文化、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与我国相似，故而也一并列入比较参考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