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据测算1996～2010年的15年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下降了9.79%，几乎减少了一半，而同时期第三产业则上升了10.23%，^[1]第一、第三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幅度最为明显。产业结构的变动程度明显超越了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将最终反映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层面上，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其他要素投入而对经济增长机制产生影响。“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中国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人口结构，并指出目前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主张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2]其中科技创新功能的发挥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撑，而人口结构也是影响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在因素。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问题，有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文章余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方法和数据的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及结果解释；最后是全文的总结。

二 文献回顾

追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动态后不难发现，有关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问题一直备受学术界的重视，多年来在相关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富有成效的进展。在西方最早对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力供给（转移）给予关注的学者是William Petty（1691），他通过总结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力会逐渐从农业部门（低收入产业）转移到商业部门（高收入产业）中去。其后学者Clark（1940）在此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3]这便产生了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随后，Lewis（1954）、Fei和Ranis（1964）、Jogenson（1967）、Harris和Todaro（1970）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现代工业部门和劳动力供给等相关问题进行不断深入研究，构建和完善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Kuznets（1973）认为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都会发生变动，其在研究中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值和劳动力份额进行了分类和细化（林毅夫，2004），发展为后来的“库兹涅茨法则”。^[4]Chenery（1979）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在劳动力就业结构方面，农业劳动力会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二产业劳动力变动则相对缓慢。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新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如Lohmar等（2000）认为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经济结构转型（农业→工业）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指出若不能改善目前城镇的失业问题，地区间良好的就业环境也无法形成。Fischer（2004）对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劳动力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将对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Alexia和Thomas（2006）的研究结论表明，提供更多的教育和激励劳动力参与率的提升，对实现欧洲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劳动力在年龄和学历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有助于缩小产业间的技术差异。Gary（2008）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数量日益增加且预期寿命提高，而产业结构的变动降低了对“体力”方面的要求，在符合“智力”水平标准时，更多的老年人口选择退休后再就业，因此劳动力供给率有所增加。Thomas和Bo（2009）采用改进后的索洛稳态模型，对欧盟国家的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表明，人口依赖率的提高将对人均GDP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指出为避免劳动人口的大幅下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应通过改善家庭生育率与调整移民政策等方式促进劳动力供给增加，实现经济增长。Christian和Thomas（2011）从劳动者年龄的角度对国民经济中不同部门生产效率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单从年龄因素分析，其对产业间生产效率的高低没有直接影响，而人力资本投资可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发挥重要作用，并可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