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农业贸易发展和农村减贫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78～200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约8%的速度增长，2000～2009年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0%以上；同期，农产品贸易年均增长率近18%，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其间，农村贫困人口也有了显著下降，按照官方的绝对贫困人口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6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6%；按照低收入标准确定的贫困线，^[1]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422万下降到2009年的3597万，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8%。从数量关系和时间维度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农业贸易增长和农村减贫呈现出高度吻合的态势。那么，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农业贸易自由化、财政支农投入是如何影响农村减贫的，受影响的区域间又有何差异？弄清这些问题，对认识贸易自由化、财政支农投入对中国农村减贫的影响及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 研究综述——贸易自由化与减贫的关系之争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贸易对贫困的影响较为复杂，多数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贫困（Klenow and Rodriguez，1997；Dollar and Kraay，2001；Irwin and Tervio，2002；World Bank，2002等），他们认为贸易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提高非熟练工人工资和技术水平来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并改善他们的福利。然而，持相悖观点的人认为贸易利益大多被富人掌控，而不利于贫困人口的减少（Matsuyama，1992；Agenor and Aizenman，1996；Beyer and Vergara，1999；等），贸易可能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但也有可能剥夺低收入人群进入市场的机会，导致贫困人群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农村减贫上取得的成就，引致了很多学者对中国贸易开放与减贫关系的研究。Chen and Ravallion（1996）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城镇居民受益，而贫困的农村居民由于农村工资率的下降和主要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Hertel（2004）的研究表明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加入WTO使所有家庭都会受益，城市居民家庭受益会最多，在农村内部，有多种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要比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农村居民受益更大，贸易自由化对西部贫困地区没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对于贸易自由化、政府支持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影响，学者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的。

关于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在中短期内，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通常是由贸易的扩张引发的；长期中的技术进步、资本报酬率的提高、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市场的完善、对政府寻租的限制等都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这些因素都有益于经济的增长（Gene M.and Elhanan，1991；Lucas，1988）。然而，以上益处和贸易自由化的关系不是十分确定的，现实中同样存在贸易过度开放损害了一些部门的活力并阻碍了经济增长的实例（Rodriguez and Rodrik，2001）。尽管如此，Jones（2001）认为从大多数国家来看，贸易自由化并没有对各国经济增长造成伤害，通常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会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

Dollar and Kraay（2002）对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通过计量模型构建证明了经济增长对穷人不利的事实。White and Anderson（2001）把经济增长区分为“对穷人有利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不利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在考察对象国中有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被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抵消。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能够区分出哪些经济增长是对穷人有利的，哪些经济增长是对穷人不利的。国内的多数经济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有效地缓解了贫困，但同时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不利于进一步减贫（陈绍华、王燕，2001；林伯强，2003；胡兵等，2005），随着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促进作用也在逐渐减小（胡鞍钢，2006；万广华、张茵，2006）。

家庭是最基本的贫困单位，分析贸易如何通过价格影响家庭消费支出是考察贸易影响家庭贫困作用的重要途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在于创造或毁灭了部分市场，贸易开放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市场得以扩大，而导致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退出市场（Romer，1994），融入市场的程度决定了家庭的收入进而影响到贫困。贫困人口不能从贸易引致需求的增加中直接获益，但能从消费和服务需求的增长中间接获益，称为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