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型的发展战略不仅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蔡昉，2003），而且相对于城市来说，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城乡之间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差距悬殊（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筹资方式研究课题组，2005）。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具体实践，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丁学东、张岩松，2007）。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支农支出为7161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近2.5倍（财政部，2010）。

然而，投入增加并不是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决定因素。按照公共经济学理论，如果公共品的供给能有效地满足居民的需求偏好，则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便处于偏好匹配的均衡、有效状态（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1994）。据此，Shah（1998）提出了“回应性”（responsiveness）标准，依据这一标准，只要与民众的需求偏好相一致，无论政府在某一支出项目上投入多少都是合理的。

那么，农民的需求偏好是什么样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否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偏好呢？现有的不同供给模式是否都能够满足农民的需求偏好？如何创新现有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以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求偏好？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绩效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从农民需求角度来研究农村公共物品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并突破了以往研究停留在定性和理论分析层面的局限，经验研究特别是基于大量数据资料的研究开始出现。刘义强（2006）基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于2005年组织的一项全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调查，考察了农民公共产品的需求现状、结构和特点；孔祥智和涂圣伟（2006）以农业税取消作为研究的基本环境假定，借助实践调查资料，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为例对影响农户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各种环境因素进行了识别；李强等（2006）使用2003年和2005年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农民对投资资金投向次序和需要农民自己集资兴建项目优先性的排序，以及农民对公共投资活动的满意程度。显然，上述研究没有结合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无法反映出农民的需求偏好是否得到了满足。

在现有文献中，易红梅等（2008）较早地检验了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否反映了当地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她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05～2006年间中国农村社区实施的饮用水设施和灌溉设施项目与当地村民对这两类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农村社区实施最多的道路项目却并不完全是农民需要的。她们的研究在将单个村民的投资需求加总为村庄层面的投资需求时存在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对农户需求的处理采用过于简单的取众数方法，使最终得到的该村村民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优先顺序并不能很好地捕捉和反映村民真正的投资意愿。本文将克服以上缺点以更好地度量村庄的公共投资活动是否反映农民的需求。

重要的是，在她们的研究中也没有区分不同供给模式对于农民需求偏好的满足可能具有的不同效果。经典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相对于上级政府来说，基层政府更贴近于本地居民，拥有更多的关于本地居民偏好的信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上级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物品上可能存在失误，因此，由地方来供给更有优势（Inman和Rubinfeld，1997；Oates，1999；Tresch，2002）。

Faguet（2004）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由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分别提供公共物品满足民众需求的效果，并利用玻利维亚的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认为由地方政府投资公共人力资本和社会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而Keen和Marchand（1997）则认为，将公共物品提供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可能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上的系统性“偏差”，从而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会过度或不足，也不能很好地满足民众的需求。

本文将以农村道路建设为例，利用一套一定意义上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面板数据将农民需求状况和农村社区实际发生的公共投资相结合，实证分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及其不同的供给模式满足农民需求偏好的有效性。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第四部分分析当前农民对农村公共投资的需求现状和投资意愿，第五部分实证分析农村社区道路供给模式的有效性，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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