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或简称“非遗”）保护进入十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于2011年2月25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全体会议高票通过。胡锦涛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2号），宣布《非遗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乃至世界非遗保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从此，我国的非遗保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轨道。

此外，非遗名录及传承人的申报、公示批准程序也正朝着稳中求进的方向迈进。各级各类非遗项目的展演、展示、传承、传播活动不仅在境内持续开展，而且有向海外传播的趋势。中国非遗在海外的影响日益扩大。更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保护作为一种新的保护方式也在2011年获得青睐；大学和各研究机构的积极介入，正在获得政府部门和非遗传承人的关注，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借鉴。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施行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以155票赞成、2票反对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胡锦涛签发主席令宣布《非遗法》于2011年6月1日正式实施。

《非遗法》全文共6章45条，在立法目的、保护原则、保护措施、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等方面做了规定。文化部部长蔡武把《非遗法》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一个目标、两大原则、三项制度。”一个目标指立法目标，即该法第一条规定。两大原则一指保护非遗，应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二指保护非遗应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三项制度指非遗保护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与传播制度。^[1]

随着《非遗法》的出台，全国各省市在认真解读、学习、贯彻的同时，也在积极研究和推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国家相关部门围绕《非遗法》的颁布，推进系列配套工作，如文化部讨论加强《非遗法》的配套法规建设^[2]，准备在非遗保护的后续工作中，重点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做好相关工作；同时，为指导各地更好地学习贯彻《非遗法》，文化部与全国人大法工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编写出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指南》^[3]。重庆市召开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座谈会^[4]，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正式出台^[5]等。

（一）《非遗法》出台的重要意义

从法律层面讲，《非遗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它是文化立法领域继《文物保护法》之后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繁荣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非遗法》是在借鉴、吸收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精神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我国履行缔约国责任的具体体现。它表明，我国通过保护本国非遗，推动传承群体对非遗的世代传承、再创造，进而为推动世界非遗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人类文化发展高度讲，文化遗产保护是晚近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宪政治理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有意识地珍惜、保护其国民创造的历史文化形态，无论它们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以国家立法的权威形式固定下来，上升到现代文明理念，成为全体公民共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成为关系公众、国家责任感的公共文化事业，这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非遗法》最为深远的意义所在。

因此，更为宏观地讲，《非遗法》还是对我国当前文化应当如何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的具体响应，它使非遗保护成为社会常态化行为。回顾历史，受到人们保护的文化遗产，不仅因为它们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更体现了当代人对文化和历史的前瞻意识和担当能力，指向的是未来的希望，贯穿其中的是“子子孙孙永葆用”的人类精神。

在保护理念层面，作为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我国《非遗法》既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也着眼于非遗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见证。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非遗法》对非遗的评价没有使用“精华”“糟粕”这样的措辞^[6]，体现了当代文化保护理念的更新，也反映出《非遗法》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