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人类文化创造与记忆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作家、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一直反复提及记忆的重要性。但直至20世纪前半期，记忆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课题，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它才获得了人文科学、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广泛青睐，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领域开花结果。^[1]就本文关注的文学艺术研究和文化研究而言，记忆、集体记忆、创伤记忆、文化记忆等，也已经成为频繁使用的关键词。吉姆尼克（Marion Gymnich）等人在其主编的《文学与记忆：理论范式—文类—功能》一书的“导论”中写道：“在当下的文学研究范式中，记忆（memory）和回忆（remembering）是核心范式之一。近年来，集体记忆理论已经对文学研究造成了重大冲击。”^[2]在大陆文学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界，与记忆相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反“右”文学研究、“知青”文学研究、“文革”小说研究等方面。^[3]以“文学与记忆”为专题的学术会议与主题研讨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出现。^[4]这使得我们可以考虑建构一种我所称的“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

“文艺与记忆”这个命题参照了威廉斯著名的“文化与社会”范式，^[5]它既是一个理解—认识路径，也是一个阐释—论述范畴。与“文化与社会”范式一样，“文艺与记忆”范式并不只是表示文学艺术与记忆两个要素的简单相加，更意味一种相互理解和阐释的视野之确立：从文学艺术的眼光、视野看待和研究记忆，比如：记忆是如何通过文学艺术形式被叙述的？这个叙述框架在多大程度上是集体的，多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多大程度上保持了艺术—审美的自主性，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权力？同时，从记忆的角度、视野看待和研究文学，我们可以问：文学如何承载和转化记忆？文学史在什么意义上说是记忆的历史？什么是关于文学的记忆和关于记忆的文学？等等。

下面我想通过梳理几个关键词的方式粗浅勾勒一下“文学与记忆”研究范式中的几个可能的学术生长点和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 集体记忆

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从来都是记忆研究的一个充满争议的焦点问题。相应地，在“文学和记忆”的研究范式中，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个人记忆（以及相关的文学记忆、诗性记忆等）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被认为是个人化、诗性的文学写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所谓“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牵引或宰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是基于二元对立的臣服或抵抗关系？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建构、相互对话、协商乃至同谋关系？

集体记忆理论的创始人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哈布瓦赫记忆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去心理学化、去生理学化以及相当程度上的去个体化，其代表作《论集体记忆》所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记忆的集体性和社会性，强调记忆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哈氏认为探究记忆是否存储在大脑的某个神秘角落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一个人生活其中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文化环境，能否鼓励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回忆。^[6]哈布瓦赫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特定的个体记忆能否被唤起、以什么方式被唤起和讲述出来，都取决于这个框架。这个框架使得某些回忆成为“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某些则被作为“不能进行回忆的回忆”、“不正确的回忆”被打入冷宫。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在西方国家，也包括我国的社会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也有不少人对其所谓“社会决定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既有来自社会学领域的，更有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

在社会学领域，刘亚秋的《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7]全方位反思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比如哈布瓦赫曾对梦境与记忆进行比较，指出记忆不同于梦境，前者需要社会的基础，是完整连贯的，而梦境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它是非社会化的、破碎的、零散的，“睡梦中绵延不绝的一系列意象，就像一堆未经细琢的材料垒放在一起，层层叠叠，只是出于偶然，才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