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内卷化的“旧理解”

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由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以“农业内卷化”的形式推向学术界，农业内卷化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掀起一场争论，但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并非内卷化概念本身，^[1]而是对农业内卷化结果的纷争，内卷化实际上成为农业内卷化，它由一种描述文化的概念变成专门解释农业经济的概念。后来有学者对内卷化的概念做“新理解”，^[2]本质上来讲这种新理解还是瞄准农业内卷化的结果对概念进行修补。

格尔茨所用的内卷化概念源于美国人类学家A.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实际上内卷化不只用于解释爪哇农业，而且用于解释社会生活。戈登威泽用内卷化的概念来解释文化模式，像哥特式建筑或毛利人的雕刻，这些文化模式已经达到了一种确定的形式（a definitive form），尽管如此这些文化模式通过使内部更加的复杂化而继续发展下去。^[3]从后来格尔茨引述戈登威泽的话来看，戈登威泽实际上用内卷化来解释文化的模式与文化继续发展的问题，他以哥特式建筑为例说明了内卷化的含义，艺术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后可以通过对细部的“华丽”创造继续发展。

内卷化的原意是指一种文化稳定下来形成模式以后，它在原有文化元素不变的基础上通过使文化内部复杂化精细化而继续发展。我们认为首先内卷化的解释范围比较广泛，其次内卷化概念是中立的，在1936年戈登威泽讨论到这一问题时文化相对主义已经在人类学中确立，而且以他的老师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为代表，所以对内卷化的结果并没有价值评判，这是我们对内卷化的“旧理解”。用这种内卷化的“旧理解”可以表达国内文化研究的一种可能状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被引入国内，因为各种文化研究名目繁多，“那时大家并没有意识到有一个专门名词叫‘文化研究’”，^[4]之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生长”。^[5]针对国内文化研究的现状有学者认为“现在的文化研究很虚，喜欢大题大作，缺少西方的那种精细的文化研究。如果文学研究不与人类学打通，文化研究就会很茫然，既提不上，也深不下去。应当从形而下的实证材料出发，而具体方法可以多元”。^[6]国内的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一些既有模式，大体上学者们在研究对象、话语、旨趣等方面达成一致。有学者认为国内的文化研究继续发展可能需要在方法上做出改变（如民族志），使文化研究文本更加精细，例如精细的文本可以通过深描体现，这是一种文化研究的内卷化。

文化研究的内卷化即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话语、旨趣等方面保持不变，在方法上进一步开拓，使得文化研究的文本更加精细，更加具体。如何使文化研究的文本更加精细具体？很多学者想到了民族志，实际上，西方的文化研究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书写民族志，提供了精细的文化研究文本，如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识字的用途》（1957），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国内焦点〉的观众研究》（1980），以及伊恩·昂（Ien Ang）的《观看〈达拉斯〉》（1985）。^[7]国内的文化研究以期通过民族志而内卷化，但并非照搬人类学的民族志，而是走向文学的，走向权力批判的同时在语境方面不断地反思的民族志。

二 从文学中来到文学中去

人类学民族志的确立取代了诸如游记、个人回忆录、报刊文章以及传教士、移民与殖民地官员的记述等文本形式。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标志着人类学民族志的诞生，此后民族志不仅成为人类学的表征而且被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研究者使用，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民族志与此前的文本形式包括马林诺斯基之前的人类学区别开来，区别的关键在于其科学性。但是，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认为，人们往往将民族志与此前诸多文本对立起来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普拉特从文学作品中发现了民族志的第一人称的个人叙事与客观描述结合的制作技术，认为从这个方面来说民族志不过是文学作品的延续。“将个人性叙述和客观化描述相结合的手法几乎算不上现代民族志的发明。在其他写作体裁，这种手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直至16世纪，欧洲的游记中通常包括关于旅行的第一人称叙事和关于所经地区动植物和当地人风俗习惯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