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青年与朋克综合征：民族志学解读

我与《经济观察报》的《生活方式》月刊编辑叶滢一起到达798厂，感受“当年最大的一次聚会。”我们去晚了，错过了晚会最精彩的时刻——朴树演唱专为E398创作的新歌。我们走进去时，会场到处是丢弃的空瓶子和小吃盘。冷饮摊前围满一群群的年轻人。懒散坐在凳子上的人，看上去很无聊。一支不知名的乐队正在台上演奏着震耳的音乐。巨大的展示空间，散发着精力已经发泄的气氛。看着仍逗留在晚会上的冷淡的年轻人群，我脑中突然闪出几个问题：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喜欢朴树这样一个不事张扬的人？不首先了解年轻一代是谁，又怎么知道他们的音乐趣味？我对《时尚中国》项目重做调整，着重研究中国青年文化，是不是比探索中国新兴音乐趋势更有意义？我想了解，中国“时尚”女孩或男孩的所想所为，新兴的“个人主义”青年文化，主要驱动力是否是音乐？最后，另类音乐如嘻哈或说唱，是中国另类生活方式的追随者们的默认选择吗？

春树与另类青年

另类一词，去政治化与去激进化后，听起来似乎很空洞。该词自西方记者和商人发明以来，完全被商品化了。今天，“新锐”已如此可以预期，用它进行标榜已不足为时尚了。我是在摩托罗拉推广晚会上遇到春树的，这位高中未毕业便辍学的年轻人，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颇引争议，她也因此而出名。娇小的春树今年20岁，给人感觉是聪明、早熟、很撩人，看上去既挑衅又脆弱。说起她即将成行的美国之行，她说她渴望能上哈佛或者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最好的大学”），重续她的学生生活。“我也喜欢北大，”她说，但现在梦想已逝，神情中充满渴望。她很享受富裕（凭自己的版税）和出名（作为《亚洲时报》的封面女郎）。

春树非时尚的语言和抱负，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放松，但一分钟后，当我们话题转到朋克时，她态度变了。和我同去摩托罗拉推广晚会的记者叶滢，提出伪朋克观点，让春树说说她对当前流行的“伪朋克”的看法。春树一开始，试图回避话题，我误以为她的保留是出于害羞，便盯着她追问，没想她转向叶滢挑衅起来，愤怒地指责她，言辞激烈。叶滢究竟了解朋克多少？她品位那么低俗，（春树指着叶那晚穿着的饰有金属片的花裙子），明显没有时尚精神，怎么理解朋克世界？对于春树这样的真正朋克，“伪朋克”话题对他们不啻亵渎。

春树事件似乎可以表明，朋克的反文化精神在中国没有消亡。那晚之前，我采访过几个北京和广州的音乐工作者和流行音乐研究者。我同奥美的一个研究同伴一起，与叶滢有过深入讨论，她们很关注中国的朋克现象。为使我们的关注不只局限北京，我们浏览了其他城市关注中国朋克的人士的博客。网上网下的见解大体一致，都认为中国朋克是嘻哈少年的饰品，没什么“真东西。”问到愤青（一个有时能与“朋克迷”互换的中文词）占多少百分比时，麦田唱片的营销经理Xiao Yong回答说，“是少数人，且虽被认为是年轻一代中的先锋派，但在表达自己的方式上远算不上激进”（Xiao Yong 2004）。上海和广州的青年，一般被认为思想实际，不太会欣赏朋客。但崔健摇滚叛逆事业的起飞地北京呢？

首都的朋客迷和音乐人，借谐音，被戏谑地称为，精神上的“胖客”。网上对真朋客和伪胖客的讽刺评论，有助阐释中国当前的音乐景象。

（朋客）是一种投机倾向，中产家庭的子女，浮躁、自命不凡，往往导致于此。（Da Zhi 2003）

中国朋客，骨子里既不是反叛者，也不是只追求快乐者。他们是“大腹者”，是并非产自真正肥胖基因的胖子。“胖客”中的胖，其实指出一种求安逸、安全的生活方式，即贪欲名利，又紧张担心（严峻 2001）。

中国最权威的乐评人严峻的评论，揭穿了将中国朋客等同无忧无虑精神的神话。然而，中国存在产生朋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整整一代愤怒的年轻中学生（即当年17岁的春树之所属），生活在出了名的高考的压制体制之下，很多人跳入朋客音乐的时尚浪潮，寻求安慰。少数蛮勇者拒绝欲成功必死记硬背之路，选择最为激进的反叛方式：彻底退出体制。春树和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将“中学辍学者”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北京娃娃》之畅销，就因为它直言不讳地再现了一位反叛魁首，反抗社会标准所经历的精神折磨。青年自传文学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