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文艺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叙述中，身体曾经是经典的修辞装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借用卫生的比喻赋予了个体以鲜明的政治内涵。他指出：“革命了……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还因此而告诫人们，“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1]毛泽东的讲话在此定义了一种政治上的卫生精神。由于外在的体貌特征已被改写成了政治身份的确切能指，因而，身体所具有的生命价值也往往在革命文艺的叙述中被抽空，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容器。

政治权威所建立的这种关联，不仅成为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指南，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为叙述这种改造的文艺创作设定了基本的原则。在被视为“一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手册”^[2]的影片《青春之歌》（崔嵬、陈怀皑导演，1959年）里，政治的身体修辞已经从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手和脚，深入到了林道静的“黑骨头”与“白骨头”。“革命不仅是制度革命——用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也不仅是思想改造——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革命也是身体改造——用新的身体代替旧的身体。革命的最终理想是要塑造‘新人’，这个‘新人’除了要有新思想还必须有新的身体”^[3]。所以，仅有思想的觉悟是不够的，林道静只有在敌人的深牢里接受了身体上的酷刑考验之后，才能作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回到人民中间来。这部影片“因之而将知识分子这一被贬抑、被搁置的阶层成功地闭锁在权威话语的表述之中，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一片猩红的天顶与视阈遮蔽并吞噬了一切”。^[4]而当“文革”电影要再度将知识分子遣送出权威话语的时候，借由身体的修辞来下达政治的律令，仍是一种常见的叙述方案。在《决裂》（李文化导演，1975年）里，新上任的大学校长龙国正主持了一所无产阶级新型大学的招生考试，贫农子弟江大年仅凭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就获得了入学资格。而与这一推到前景的画面形成对照的是，镜头反打，身材佝偻的教导主任，一位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观念”的老学究，黯然退入后景。这里的一前一后，一进一退，既是“文革”电影模式化的场面调度，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

同样也是某种决裂的意识使然，“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1980、1990年代中期）被命名为“新时期”。这一命名既表达了对于“6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拒绝”，也包含着基于一系列新旧对立二项式而展开的“现代性想象”。这两者又同时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吸附到现代化的社会规划方案之中，要在“相信未来”的许诺之下，完成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和“旧日生活与观念世界的决裂”。^[5]而在此间深富意味的是，一方面是这场漫长的告别要将农民的主体形象及其文化价值当作革命文艺的政治遗产悄然回避；另一方面，却又欣然继承了身体修辞的策略，并且借由填充修正的意识形态内涵而将农民的身体改写成“新时期”的现代性话语赖以确立自身的镜像。通过一种跨媒介与互文本相结合的阅读，便会发现关于农民身体的情节单元是如何被“新时期”的电影、也被现代性的话语植入到了时代政治的议程之中。

刷牙与卫生的现代性

关于“现代”，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解释这一词条的时候，列出了三个相关词汇：“改善”、“进步”和“传统”。^[6]这种关联实际上提供了理解现代的基本思路，它意味着通过对传统施以向好的改造而实现社会的进步。其中所包含的善的目的，已预先为事无巨细的变革提供了合法性，因而只要现代本身作为一种价值在场，改造身体的故事就有讲下去的理由，即便是从刷牙这样一个小细节开始。

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作者柄谷行人说过一句看似无关宏旨的话：“虫牙几乎完全是遗传性的，因此刷牙也无济于事。而刷牙只不过有其另外的文化价值而已。”^[7]这里的价值，无非就是刷牙作为现代卫生护理的指称，意味着要对身体的自然状态加以合理的改造，借此企及一种新的生活。因为这种文化价值的存在，刷牙也成为“新时期”电影用来组织情节的关键。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