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当代中国的历史（1949～1976），不难发现，一次次规模庞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正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特色之一。其持续时间长达近三十载，其破坏力之大，更是难以估量。伴随着一次次洗脑剖心的政治运动，一种全新的文体——检讨书应运而生。事实表明，大批的检讨书正是在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的催化下产生的。那一篇篇公开发表的严厉批判自我、讨伐自我、践踏自我的检讨书，正是发生在公共空间里的滴血的忏悔。就这类检讨书来说，无论是对于过去、现在抑或未来，它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一 检讨书的发展史

1.批评与自我批评

事实表明，中国不仅在政治体制方面照搬了“老大哥”苏联的模式，而且就连中国的检讨文化也是从苏联引进的，那就是“自我批评”。^[1]其实，“自我批评”作为一种政治教育手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那里。斯大林在联共十五大上就曾指出，“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批评全世界的，我们——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们为了姑息有些同志的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这种行为，除了毁坏我们伟大事业之外，一点好的结果也不会有的，难道大家还不明白这吗？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一切革命的一个不同之点，就是，它是自己批评自己的，它是借自我批评而巩固起来的。”^[2]在马克思之后，列宁也曾“号召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揭露自己的短处。’”^[3]尽管“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一开始成为工人运动中特别的革命派别时，就开始有自我批评了”^[3]不过，只有到了斯大林执政期间，“自我批评”这一手段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从理论方面来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只是就“自我批评”进行过一定的阐述，而没有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并列组合。只有斯大林，是他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后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一般是讲来自上面的批评……现在主要的是在于掀起自下而上的一般反对官僚主义，特别反对我们工作缺点的最广泛的批评浪潮。只有组织两面的压力——自下而上的与自上而下的压力，只有把重点移到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期望顺利地斗争及铲除官僚主义”。^[4]这也正是批评的内涵，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层面施加压力，以揭发、斥责并纠正党内同志所犯的错误。而从实践方面来说，斯大林也认为，自我批评在布尔什维克党十五大以后取得了特别强有力的发展。例如，在建设集体农庄运动这件事上，斯大林说道：“事情底胜利大半决定于我们的党曾对集体农场运动中破坏党的政策的罪犯展开了广泛的和无情的批评。参加纠正错误这件工作的不仅是全党，而且还有非党积极分子的最广泛的阶层——工人、集体农民、贫农、中农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代表者。”^[5]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如果真正愿意作布尔什维克的话，就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定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从而帮助党给干部以正确的训练和正确的政治教育”。^[6]这也正是“自我批评”的内涵。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我批评”这种政治教育手段最早不是在中国诞生的，它是由马克思所创造出来的，后经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相伴随，在斯大林手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自我批评”这种教育手段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培养干部的一种方法，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党自身的，而非其他党派和群众。根据斯大林的说法，群众可以而且也应该积极参与“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批评”环节，以进一步促进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和发展。

在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入，毛泽东也曾多次提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最早正式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是在1937年。这一年，他在《矛盾论》中说道：“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7]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短时间里连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并在具体整风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手段的发展。在七大上，毛泽东正式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中共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对其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诠释。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