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鲁迅故居的东侧。鲁迅故居在鲁迅博物馆内，是鲁迅在1923年购买、1924年春天亲自设计的一处普通四合院，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与母亲鲁瑞、朱安在此居住，1932年他两次回京探亲时也住在这里。虽然鲁迅在这里居住的时间不算很长，但它是鲁迅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购置的房产，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也是真正意义上属于他自己的家。

北京鲁迅博物馆（下面简称“鲁博”）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6年，在经历了重大的时代变迁后，“鲁博”已经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人物纪念馆，它已成为了全国鲁迅研究的中心，也成为承载鲁迅形象建构和凝聚集体记忆的空间载体。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博物馆是保存记忆的一种方式，“鲁博”如同一面时间的镜子，折射出它所走过岁月的时代风貌。同时，作为鲁迅形象建构的载体，“鲁博”的历史正是鲁迅形象在中国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不断建构的历史。在对鲁迅的相关展示和瞻仰怀念中，人们追忆鲁迅，并且替鲁迅“发言”，甚至让鲁迅直接参与和干预当下的现实生活。“在现代中国，鲁迅在事实上被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中国现代史上的鲁迅纪念，也往往成为凝聚‘集体记忆’或者是‘社会记忆’的一种方式。”^[1]而“鲁博”就是这种纪念的表现形式，同时“鲁博”的历史变迁也真实具体地反映了“鲁迅纪念”和“鲁迅形象”变化的历史过程。作为鲁迅纪念的官方机构，“鲁博”的陈列内容和陈列方式的每次修改以及鲁迅故居的每次变化，都与政治时事和时代精神有着“同声相应”的紧密联系。不同时代的主流话语在鲁迅形象建构中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和彰显鲁迅“意义”的特殊方式。

一 处于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间的鲁迅博物馆

“鲁博”是集体文化记忆的载体，同时，“鲁博”的历史也残留着个体记忆的痕迹。“纪念”是一种记忆方式，关于鲁迅的纪念既有集体性的，也有个体性的。但随着鲁迅逝世后，其形象被逐渐符号化和政治化，关于鲁迅的纪念便朝着“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模式化方向倾斜。“鲁博”筹备与建立的过程，也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训鲜活的个体记忆的过程，渺小微茫的个体记忆在强势的集体记忆的整合过程中逐渐“就范”，最终加入到集体意识的大合唱。对这个过程的揭示，既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本章用三个时间段的三个核心事件来安排结构，按照时间顺序来展现“鲁迅的纪念”、“鲁博的筹备”、“鲁博的建立”三个时间段里，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碰撞和交织中的“鲁博”。

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态，解放战争后，全国博物馆仅存21座，馆藏品七零八落。但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初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文物博物馆，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物征集活动。在这次文物征集中，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积极参与了捐赠活动，社会各界民主人士、文物收藏者也都纷纷响应。这一深入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人士自觉自愿、化公为私的捐赠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的馆藏，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过重组和改造后，我国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博物馆35座。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时，全国已经按照苏联模式建造了72座博物馆。这一时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第一高峰期，之所以会出现建国初期博物馆“热”，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博物馆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新政权需要用它作为承载民族记忆的公共空间，整合新世界的生活秩序，更重要的是通过博物馆来建构新的民族国家认同，所以，博物馆作为支持新政权的合法性资源被积极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博物馆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是建国初期博物馆“热”的另一原因。记忆不只停留在大脑中，更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除了文学艺术作品以外，还有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等公共物品、节日和仪式等。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被传承下来。还有新中国成立初，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和体制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博物馆的建设也是如此。

1.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筹备过程

“鲁博”的筹建所涉及的人和事非常多，其中牵涉多方面因素，既包括个人的主观意愿，也包括政治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