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将北京鲁迅博物馆作为个案研究的选题缘起，要从2010年笔者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读书时选修王家平老师开设的鲁迅研究这门课程说起。在课堂上王家平老师总结了许多鲁迅研究中的空白点，其中谈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作为纪念鲁迅的公共空间，它遮蔽了什么，又向我们展示了什么，试图建构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形象等，这些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是否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阈研究鲁迅博物馆呢？在与导师陶东风教授的沟通中，我的想法得到了老师的支持和肯定，陶老师并把我引荐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教授，于是我开始了《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论文撰写。

北京“鲁博”个案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

（一）访谈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的人为原因，“鲁博”现存的历史资料并不完整，这给我的写作造成巨大的困难和阻碍。我及时与老师交流，陶老师为我引荐了“鲁博”的馆长孙郁教授。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来到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刚要敲门，就有人叫住我说：“你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吧？”一位风度翩翩又儒雅的老师站在我身后，我点头说：“是”。他笑着让我进屋，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和拘束都烟消云散了，就这样，我开始了这次轻松的访谈：

问：为什么在鲁迅故居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朱安的卧室没有被公开呢？

答：关于朱安卧室的问题很复杂，那时候在许广平面前，大家都不是很愿意提朱安。

问：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与当时对鲁迅“高、大、全”的形象塑造有关呢？

答：确实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问：关于“鲁博”在“文革”期间的历史资料现在还有吗？

答：这要找一找，你可以去找一下“鲁博”的刘思源老师。还可以去找一下历史博物馆张小鼎，他是“文革”期间负责“鲁博”展览的负责人。

问：如果将“鲁博”的历史分为几个阶段，要参考哪些资料，要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呢？

答：考察“鲁博”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可以看当时的鲁迅研究状况，如考察1950年代的“鲁博”就必须看50年代鲁迅研究基调，如周扬的讲话。1976～1986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鲁博”又经历了一次发展的高潮，这与当时毛泽东对周海婴提出关于鲁迅研究问题的肯定是分不开的。

你可以去找一下叶淑穗，她是最早的一批“鲁博”工作者，她可以帮你回忆许多“鲁博”的历史。我给你她的电话，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

在孙郁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我联系到了叶老师，与叶老师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令我惊讶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声音是如此的清澈明快。在论文写作上，叶老师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指导，每次访谈后我都认真地整理，仔细地研究。下面是访谈的一部分：

问：我读过很多您写的关于“鲁博”的文章，孙郁老师说您是最了解“鲁博”的人。

答：孙郁过奖了，我是最早被分到“鲁博”的，最初“鲁博”叫“鲁迅博物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了“北京鲁迅博物馆”了。记得我那时部队刚转业回来，正赶上“鲁博”筹建，刚开馆时，我既是讲解员又是保管员，还是清洁工，后来被调到了资料室。许羡苏先生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她是当时馆里唯一熟悉鲁迅，了解鲁迅家人的长者。

问：您是“文革”的亲历者，在您记忆中“文革”期间的“鲁博”是什么样的？

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鲁博”就闭馆，后来再去博物馆和鲁迅故居的时候，发现故居的门上写着一首诗，大概就是写那时候鲁迅院子的冷落，庭院的荒凉，这是群众跳进院子写的。那时候没有用照相机照下来，很遗憾，特别是鲁迅博物馆的陈列厅到处都是蜘蛛网，鲁迅故居里面，一开门，都有野猫生小猫了。

问：叶老师，我现在正在写一篇关于“鲁博”的文章，但是我对“鲁博”的很多历史并不了解。

答：你做这件事很有意义，“鲁博”许多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可以从“鲁博”的历史看鲁迅研究的历史，这个角度很好，不能写成一部“鲁博”的历史，这样就没意思了。你需要什么资料我会尽量帮你找，如果需要我可以带你去“鲁博”资料室，找一些以前的照片。

问：叶老师，我想在论文的附录中整理“鲁博”历届馆长的情况。

答：现在让我想想，印象最深刻的是李何林馆长，他工作特别认真，每天早上很早就到了，在大门口的值班室等着我们一个一个的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