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2011年文化研究的相关著述，2011年的文化研究在保持其惯有的理论性、实践性、跨越性与批判性立场的基础上，凸显了文化与权力、文化与传媒、文化与文学等的微妙关联以及消费社会语境下都市文化空间的建构与对文化批评的反思等主题。

下面我们主要从“文化研究的元理论”、“权力、资本与文化生产方式”、“视觉艺术与传媒文化”、“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变奏”、“消费语境下的身体与艺术反思”、“都市文化景观”以及“文化研究相关辑刊的新动态”等7大板块考察整个2011年度文化研究著述的内容。

一 文化研究的“元理论”扫描

元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任何一门研究都必须有元理论的部分，文化研究也不例外。尽管文化研究的相关著述汗牛充栋，但是很少有人有勇气去阐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吉姆·麦奎根却是个例外。

吉姆·麦奎根著的《文化研究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一书的出现既体现着作者知难而上的学术勇气，又蕴藏着深刻的实用价值。该书从理论层面对于文化研究的合法性，文化研究存在的障碍，以及如何进行文化研究等展开了深度分析。方法论是研究工作的概念性基础，文化研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交汇的复杂场域，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因此，对其方法论的研究也必然是多元化的。本着这样的宗旨，作者从道格拉斯·凯尔纳对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对照研究为基始，勾勒出文化研究领域内关于批判和实践的一系列方法论观点，其中也包含了对于伦理规范和女权主义的思考。鉴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质，在论述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之后，著者还将文献理论具象化于实际研究，提供了说明性的例证，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清单。这种从理论高度阐释文化研究产生的制度条件和运行规范的方法论，无疑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无独有偶。这种开阔的视阈和学术高度同样体现在国内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赵勇主编的《大众文化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之中。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非比寻常，正如约翰·斯道雷曾说的：“虽然我们不能将文化研究还原为大众文化研究，但是大众文化研究却是文化研究的核心。”（见该书第94页）面对西方名目繁多、色彩纷呈的大众文化理论，如何追根溯源都逃不脱“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符号学”的框架。编者们以此为中心，重点阐述了由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形成的“德国传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开创的“英国传统”，罗兰巴特借助符号学剖析大众文化所形成的“法国传统”。在这些“元理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大众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参与文化工业的主要因素。在编排设计上编者们有意识的将每一部分都分为“经典文本”、“相关问题”、“个案分析”三个层面，使理论方法与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带读者进行了一次别有生趣的大众文化理论之旅。

当然，最具开创意义的大众文化研究还要追溯到伯明翰学派的通俗文化理论。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杨东篱曾以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方向，并在博士论文修改的基础上写就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一书。一般而言，狭义的文化研究即是指起源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这部著作勾勒出了伯明翰学派通俗文化的整体风貌和演进历程。

另外一部为大众文化正名之作是约翰·多克尔著的《后现代与大众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实际上，早在后现代主义之风刚吹进中华大地时，此书已被翻译出版（参见吴松江、张天飞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时隔10年，经王敬慧、王瑶两位学者重新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全新的面貌将其呈现出来，此书在文化研究长河中的重量级别不言而喻。以去中心、反权威、批传统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一度被视为“低级弱势流派”，与现代主义形成剑拔弩张的交锋。但在约翰·多克尔看来，现代主义才是对大众文化的妖魔化。相比于现代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更能对理解20世纪以后的大众文化提供启发性的解释方案。由此，本书在第一部分着眼于兴盛时期、体系完整且影响广泛的现代主义，通过对建筑、文学、流行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