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笔者来香港中文大学攻读“文化研究”哲学博士的第一年，作为一个香港流行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在这一年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社会与其文化工业生产出的符号世界最大不同的地方：在香港电影拥抱大中华市场而日益“去本土化”、香港流行乐继续情歌当道、香港电视剧在垄断下继续保守的媒介表征之外，香港社会现实却是高度政治化的——身份认同、城市命运、民主表达、性别抗争、文化保育等问题不但没有因为“回归”的深入而隐没，反而更加尖锐和敏感，各种情绪和诉求如地下洪流般堆积演进，“菲佣居港权”争议、“双非”问题、“D&G事件”、TVB电视剧《天与地》意外被网民捧红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年末暴发的“蝗虫广告”掀起的骂战一举演变成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定义的“媒体奇观”，横亘农历新年成为全国性的热议话题。在这样不太安静的社会氛围下，2011年香港的大学“文化研究系”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更好地介入、参与、表达本土的社会经验，呈现出非常尴尬的局面，还引来本土激进作家陶杰在《苹果日报》专文批评他们“学术累事”，质疑“文化研究系”误导苍生，^[1]引发无数争议。这种情况主要因为“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思潮、方法和视野在香港已经盛行到要自立门户，这一方面确立、提升和巩固了学科地位，向社会和学界普及了“文化研究”的概念和风格，但另一方面又局限了学科的发展，这些年来，制约日益明显。

一 香港“文化研究”专业背景介绍

“文化研究”在香港7所大学中的3所实现了体制化，这是香港“文化研究”学界一直以来十分明显的特色。香港岭南大学早在1999年就创办香港首个“文化研究学士”学位课程，2000年9月正式成立独立的“文化研究系”，同时提供本科、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课程，2003年增设文化研究授课型硕士（MCS）学位课程，^[2]至今已有十几年历史。难得的是，岭南大学的MCS课程虽然是授课型，但并未像其他授课型硕士那样基本上是为了赚钱而盲目扩招，收生人数一直很少，就算是研究型硕士、博士，多年来也保持在极少的个位数，重质不重量，还吸引了例如邱礼涛等著名香港电影导演的求学。香港中文大学则在2004年把已经存在的“跨文化研究”学部并入宗教研究系，正式成立“文化与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与“宗教研究”并列，全面开设本科、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课程，授课型硕士又细分为3个方向：“跨文化研究文学硕士”、“视觉文化研究文学硕士”，以及香港唯一的“文化管理文学硕士”课程，^[3]这三个MA的课程招生人数逐年增加，研究型的哲学博士、硕士人数也较具规模，总体来说体制较大。除此之外，该系还在2008年设有“文化及发展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推行与文化财产及政策、文化创意产业，以及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发展和更新有关的研究。“文化研究”在香港登堂入室，不仅自立门户，还从本科抓起，虽然强化了学科自我身份的建构，但也长期被师生抱怨找不着方向——未有科目之前就开始跨学科，而且，作为独立的学科，文化研究的社会知名度、认受度仍然不足，常常不能吸引最拔尖的学生入学，就业前景也缺乏专业性和方向感。相比之下，中国内地只有上海大学在2004年设立专门的“文化研究系”，却不组建本科课程，王晓明强调：“文化研究并非一门如‘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专业，而可以说是一种看待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方法，一种不受狭隘专业限制的开阔视野。”^[4]在这方面，香港大学文学院人文学部旗下的比较文学系开设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MALCS）比较贴近王晓明的思路，“文化研究”在香港大学既未独立，又未设本科，只有一个授课型硕士项目，更切入社会就业，但缺少研究型研究生的培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由著名学者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代表作《香港：消失的政治与文化》）首创从外文系独立出来，多年以来培养了诸如董启章、许鞍华、周耀辉等香港文化界的大人物。这个系很大程度上是“文本分析系”，较注重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定性研究，据说曾力争更名为“文化研究系”，但始终未被校方批准。香港高校除了教授级别之外，助教、讲师、副教授的流动性和流失率都较强，还有很多变数很大的客席讲师席位，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