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是文化研究的重镇。许多来自英国的学者建立起强大的文化研究阵容，聚集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洪美恩（Ien Ang）、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约翰·哈特里（John Hartley）、约翰·弗柔（John Frow）等。所谓“左派学者在澳大利亚漫游，谈的却是伯明翰”，^[1]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经过近30年的潮起潮落，旧人犹在，新人登场。2011年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它好像拐了一个弯。让我们不由发问：文化研究到哪里去了？

一 学术会议

首先谈两件与文化研究有关的事。20世纪末澳大利亚各大学里院系纷纷组建文化研究系，高校借“文化研究”掀起改名风潮，西澳大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系”（Schoo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正是在1999年的“文化研究”热时改的。可是从2013年该系将改名为“社会科学系”（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文化研究”不见了。当然也许有人认为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小国”，各类高校林林总总不足百所，质量为先，学科领域难以面面俱到。为市场计，改名不足为奇。另一件事就奇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The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的网站从2010年12月以后就没有更新过（www.csaa.asn.au），公布的会员也只有11人。但是网站其他功能照常运作，如招收新会员，网上收费等。网站停止更新前，2010年12月在昆士兰南十字星大学召开的文化研究学术会议总主题颇有意思，谓之“学术事务”（A Scholarly Affair），听起来更像是院务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但是讨论的内容都是文化研究领域的，有些很有学术前瞻性。主要议题如下：

·新学术的质量查询new qualities of scholarly enquiry；

·21世纪文化研究学术问题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开掘与保持高等教育的道德空间discovering and sustaining ethical space in higher education；

·学者与社区之间的创新关系 innov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cholar and community；

·保持健康有创造力的学术原则sustaining healthy，creative and principled scholarship；

·作为道德基础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as ethical foundation；

·相关联的学术（如生态文化研究）relevance scholarship（such as ecocultural studies）；

·记住教育学pedagogy as an affair to remember；

·议定审计为基础的文化negotiating the audit-based culture；

·边缘学术scholarship on the margins；

·学术与多元化scholarship and diversity；

·创新管理：TEQSA and ERA^[2]disciplining innovations：TEQSA and ERA；

·学术与发现的关系scholarship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discovery；

·新媒体，数码传媒与边缘学术研究new media，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borderlands of scholarship；

·对学术道德作出反应responding to an ethics of scholarship；

·社会与文化的包容实践socially and culturally inclusive practices；

·合乎“道德介入”的研究/写作 research/writing as ‘ethical intervention’；

·关于听，声音，参与方面的新学术new scholarship in listening，voice and participation；

·媒体正义学术研究media justice scholarship；

·从事土著与主流世界的学术研究engaging with indigenous and majority-world scholarship；

·创造性和批判性知识生产creative and crit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通过创造性和批判性学术叙述社区 narrating communities through creative and critical scholarship；

·非公司集团化学术的价值value of non-corporate scholarship。

可是，在这次会议以后，文化研究到哪儿去了呢？其实文化研究一直都在，而且无所不在。在澳大利亚，过去这些年，百花齐放也好，“军阀混战”也好，文章照发，会议常开。原因很简单，那些被文化研究“入侵”的领域，社会学、人类学、文学、传媒学甚至历史学、政治学、市场学等等，都开门迎新，入赘“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抢来”的阵地又多被抢了回去。正可谓文化研究遍地开花，共存共荣。

在学术会议方面，澳大利亚多数学会两年才开一次学术会议，即双年会。2011年的主要会议如下：

2011年7月在堪培拉国立大学举行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会”（The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的双年会总主题是“辛亥革命”因为该年正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同为2011年7月在墨尔本大学举行的“澳大利亚日本研究学会”（Japa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双年会总主题为：“国际化日本：运动，文化与教育”（Internationalising Japan：Sport，Culture and Education）。这个题目跟文化研究还算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