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娱乐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种是把娱乐视为媒介效果，只要媒介消费能给使用者带来满足和享受，那么它就是娱乐。按照这种定义，信息、新闻、政治都可以是娱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实际上就持这种享乐主义的观点，认为政治应该服务于人类的快感和幸福。不过，他理解的快感是纯精神性的，来自对美好社会的沉思。另一种是将娱乐定义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娱乐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大众文化属于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范围，娱乐则主要是由心理学在研究。娱乐被认为是对现实和社会问题的逃避，大众文化则至少在某些学者看来还是对精英文化和政治的抵抗。^[1]

尽管在学术话语中，娱乐和政治有可能是两个泾渭分明的范畴，但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娱乐化和娱乐政治化却都屡见不鲜。2004年3月台湾大选前夕，连战携家人来到台湾著名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回答了从内裤到初吻的一系列私人问题。这期名为“今天不谈政治”的节目旋即为连战赢得了大量选票。^[2]一年一度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娱乐的政治功能，即所谓的“寓教于乐”。2010年春晚中反复出现的“和谐”一词，以及类似《党的政策亚克西》的新疆民族歌舞表演，都属于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攻势的一部分。那么，娱乐和政治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回到雅典城邦，看看这个人类最早的民主政体中，政治和娱乐是如何互动的。

一 雅典城邦与公共展示和观看

众所周知，雅典不仅是一个民主的城邦，还是一个娱乐文化发达的城邦。城邦中的娱乐活动与公民品格和毅力的培育关系密切。^[3]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古德希尔（Simon Goldhill）称：“当雅典公民在公民大会中演说、在健身中心锻炼、在酒会上唱歌、向男孩求爱，这每一项活动都有自己的展示（display）和管控的体系，每一项活动都成为公民身份（citizenship）之操练的不可或缺的部分。”^[4]

古德希尔用agōn（竞争）、epideixis（展示）、schēma（样貌）和theōria（观看）四个关键词来界定雅典的城邦生活。竞争是雅典公共生活的本质。城邦的主要公共机制（如公民大会、法庭、体育比赛、戏剧和战争）都充斥着地位和荣誉的竞争。展示是修辞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说。它和证据罗列、推证有关。展示既是修辞性的，也是身体性的，是体现权威、地位和个人魅力的行为，如军事演习中的武力炫耀。样貌是一种为公民的凝视（gaze）而呈现出来的外表、姿态、风度和做派。样貌可以是单纯的，即众人所见的样子（form），也可以是复杂的，既将天性伪装和隐藏起来的表象（appearance）。样子和表象之间的空隙使自我的表演成为可能。公民凭借样貌在城邦的竞争性空间中粉墨登场，接受其他公民的品头论足。公民的凝视是和“观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观看一方面指的是看的行为本身，包括观光游览、观看体育比赛和宗教节目；另一方面也包含哲学意义上的静观、沉思，并且是英语“theory”（理论）一词的词源。在雅典的民主体制中，成为一个观看者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观看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政治行为”，作为评价、判断的观看者坐在观众中间，就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参与。城邦甚至通过立法筹集经费，资助公民去观看戏剧、体育比赛和节庆活动。古德希尔评论说：正如展示凸显了言辞在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主体的建构中的功能，观看也强调了评判的观众在民主文化建构中的核心作用。^[5]

当雅典城邦鼓励、要求公民参与展示性的竞争，封建社会却把自我的建构和公共展示当做贵族阶层的专利。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需要在民众面前“展示自己，将自己呈现为某种‘更高’权力的化身”。为了这种展示性的演出，封建贵族必须修习一整套严格的“高贵”行为，包括佩戴象征权力的徽章和武器、考究的服饰和发型、优雅的举止和姿态、复杂精细的修辞表达。在封建社会，只有贵族阶层才有资格成为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才有权利精心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如歌德在经典成长小说《威廉·麦斯特》中写道的：“贵族仅凭个人仪态，就能提供我们所能要求他做的一切，平民靠着自己的仪态却什么也给不了，也不可能给出什么。前者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