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陕北、晋西北地区“朱雀-铺首衔环”图式发展的三个阶段

“朱雀-铺首衔环”图是汉画像石墓墓门门扉画像中最重要的一类。在这类画像中，朱雀总位于铺首衔环之上，^[1]它们作为核心图像，相对位置固定不变，因此可称之为“朱雀-铺首衔环”图式（schema）。该图式中若还有其他形象，则多是在铺首衔环之下加刻青龙、白虎、玄武、獬豸乃至武士、文士。亦有工匠在主体图像空白处填刻花草鸟兽，丰富画面。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朱雀-铺首衔环”图式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见图一^[2]）：

（一）“朱雀-铺首衔环”组合为固定图式最早见于东汉中期，伴随画像石艺术的发展直至其衰落。

（二）“朱雀-铺首衔环”图式在东汉中晚期发展成“朱雀-铺首衔环-獬豸（青龙、白虎等）”图式，并作为固定的门扉图式广泛流行于陕北地区。

（三）“朱雀-铺首衔环”图式作为门扉画像的主流图式，重新流行于出现时间最晚的晋西北地区画像石中。

本文将对这一图式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阐释其作为造型艺术所传达的东汉时期民众审美意识的变迁。

一 “朱雀-铺首衔环”的“图像”意义与宗教情怀

“朱雀”与“铺首衔环”这两种图像的结合出于汉代葬制对门扉画像象征意义的需求。依据汉代思想的“魂魄二元论”，人死之后“魂魄”将离开躯体。随着东汉时期“成仙”思想的流行，“魂”的去向逐渐固定为“飞升仙境”；至于“魄”，则随身体被埋葬入地，享受与生时一样的生活，即“事死如生”。因此，画像石艺术最初就是一种“模拟巫术”，人们希望能通过对死后世界的刻画，指引死者顺利走向幸福的彼岸。在佛教的“因果论”产生影响之前，东汉人心目中的死后仙界是“非契约式”的，它向所有人敞开大门。汉代墓葬的墓门画像往往具有双重作用——镇墓辟邪和祈福祝颂。东汉中期之前，承担镇墓辟邪和祈福祝颂功能的图像符号的选择是随机的。例如，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晚期墓葬门扉画像中，柏树镇墓辟邪^[3]，飞鸟象征灵魂的飞升，而玉璧则能使尸身不朽并起着通灵的作用。又如冯儒久墓门扉画像中的人面虎当是《山海经》神话中的“马腹”^[4]，将其与喜食毒蛇的鸩鸟和铺首一并刻在门扉上，显然是表达驱邪镇墓的功能。“朱雀+铺首衔环”亦是随机组合的一种（见图二^[5]）。由于没有相对的方位神来确定“朱雀”的身份，所以这里的朱雀只是“灵禽”，象征着灵魂的飞升；铺首衔环则起着镇墓辟邪的作用。

图二

图三

这一时期的“朱雀-铺首衔环”图式，作为一种象征型的“图像（image）”的组合存在，即“朱雀的象征意义+铺首衔环的象征意义=组合图像的象征意义”。人们刻绘、观看它们，在其“意”而非其“形”。这是崇高的象征型艺术。这种崇高感不仅仅来自对神祇及彼岸世界的信仰与崇拜。画像石艺术对死后世界极尽能事的想象和塑造，是在心理上完成对人生死历程的解读，在对死后美好归宿的描绘中完成对生时苦难和死后恐惧的消解。因此，无论对刻绘者还是观看者而言，其审美意识是一种虔诚笃信的宗教情怀，是人与画像石图式对视交流时产生的那种充满着脉脉温情的、“还乡”式的归宿感。

若从绘画艺术的角度看，此时的画像石艺术还存在许多构图比例和刻绘技巧方面的问题。冯儒久墓门扉画像中的人面虎、鸩鸟和铺首的组合显然有些比例失调，大小不一；而唐河灰窑场门扉画像上三角形的树、象形文字似的“凤鸟”和铺首则表明这里的每个物象，在刻绘时只考虑如何表达其象征意义（见图三^[6]）。

二 图式的固定及其对“形式美”的追求

汉代画像石艺术发展到东汉中晚期，“朱雀-铺首衔环-獬豸（青龙、白虎等）”图像组合成为一种固定的构图模式，在陕北地区尤为流行。这当与东汉人对五行观念的普遍接受有关。图四^[7]神木大保当出土的M16门扉画像是标准的“朱雀-铺首衔环-青龙（白虎）”图式。左门扉上刻朱雀，中刻铺首衔环，下刻白虎。虎下刻：白虎在右。右门扉上刻朱雀，中刻铺首衔环，下刻青龙，龙下刻：青龙在左。（象征北方的神祇玄武通常被刻在左右门柱之上）陕北地区还常见以獬豸与朱雀相对，因为形似麒麟、善辨曲直的“獬豸”也是北方神祇的象征。

图四 神木大保当M16门扉画像

这一时期“朱雀-铺首衔环-獬豸（青龙、白虎）”的图形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