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随着美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好转迹象，2008年发端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即危机逐步缓和，经济相对平稳的时代。但由于固有的危机根源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使得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后危机时代是缓和与未知动荡并存的时代，是经济危机对国际政治与大国关系格局的深刻影响进一步凸显并持续发酵的时代。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的重新启动，俄罗斯亚太战略的轮廓逐渐显现，中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也面临全新的选项。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尚未见到俄政府层面的关于俄罗斯亚太战略的专门纲领性文件，但是俄罗斯业已出台的安全、外交与经济发展的政府纲领性文件、国家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的讲话、权威专家学者的论述以及俄罗斯政府在亚太地区不断推出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举措，仍然为我们勾勒出后危机时代俄罗斯亚太战略的基本轮廓，其中俄罗斯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格局的变换过程中，凭借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有选择地融入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构建有利于俄罗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的实现路径是，以亚太方向国防能力的构建为先导，打造有利于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环境；以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优势为纽带，吸引区域内国家全面参与东部大开发；以独一无二的东部地缘优势为跳板，融入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一 俄罗斯亚太安全战略：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战略东移

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安全战略重心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西部的欧洲方向，重点防范来自北约的传统安全威胁；二是南部的高加索方向，重点防范来自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这种安全布局在后危机时代出现较大变化。

1.“重返亚太”：美国的“战略转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实力相对衰弱的美国加快了“战略转向”的步伐。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转向”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地缘战略重心由“大中东”转向亚太地区，亦即“战略重心东移”；其次是安全战略的优先任务从反恐与防扩散转向应对崛起大国。在亚太地区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与俄罗斯是美国的“异己”国家，又是崛起中的大国。由此，美国“战略转向”的指向性不言自明。2011年2月8日，美国发表了《国家军事战略》，这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首次全面修订军事战略。在这一版国家军事战略中，亚太地区成为美军关注的新战略重点。同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APEC会议上高调宣示，“21世纪是美国的亚太世纪”，“在21世纪，世界的战略与经济中心正向亚太倾斜，美国要重返亚洲，分享经济繁荣”。11月16日，奥巴马在澳大利亚演讲指亚太乃美国“首要之务”，强调“削减国防开支不会以牺牲亚太地区为代价，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会减少，军事能力也不会下降”。

自宣布战略转向以来，美国的地区军事安全政策围绕三个选项并行展开。

其一，加快对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调整。在2012年6月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部长帕内塔表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在亚太地区的海军部署将由目前占其全球海军力量的50%上升到60%，这将是美国重点关注亚太的新战略的一部分。他同时表示，数量不是唯一的变化，美军还将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更先进的高科技潜艇与战舰，以及新的电子战与通信系统等。美国着手以日本冲绳和关岛两个基地为亚太军事部署的核心关节点，全面编织紧密的军事基地网络。

其二，美国力促美日、美韩、美澳同盟关系合拢，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奥巴马政府分别在黄海、东海和南海问题上明里暗里力挺韩国、日本和东盟相关国家。在俄日岛争问题上袒护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不惜动用武力的倾向日渐明显。美国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深化与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等国伙伴关系的举措，在提升美国对华、对俄战略优势的同时，也使亚太地区战略态势失衡的风险进一步上升。

其三，美国加快构建亚太战区反导系统。日本成为美国构建亚太战区反导系统的核心国家，美国以反制朝鲜威胁为由将在日本部署第二个路基X波段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