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中日韩自贸区构想形成后，中日韩三国对自贸区可行性进行了近10年的民间及官产学联合研究。2012年5月，在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同意年内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领导人取得这一共识，无疑对东北亚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滞后状态具有关键意义。然而，当中日韩自贸区的发展进程实现突破后不久，中越和中菲在南海的摩擦持续升温，中日钓鱼岛、日韩独岛主权争端加剧。东北亚地缘政治冲突风险的不断升级，使得中日韩自贸区年内启动的前景变得不明朗。峰回路转，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将于2013年初举行三国自贸区的首轮谈判。

显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日韩提出了深化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需要。中日韩三国通过制度性合作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扩大地区性最终消费市场规模，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长期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目前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演变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但从市场驱动向制度驱动演进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仍将是该地区的主旋律。以下，我们将首先分析后危机时代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及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诸多障碍，继而从中日韩三国自贸区战略的角度考察中日韩自贸区的路径选择。

一 自贸区作为应对后危机时代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式

中日韩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也是全球贸易大国。随着中日韩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三国相互间已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在对日本、韩国的贸易中均保持逆差地位，而且逆差规模持续扩大。2011年，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韩国在中国贸易伙伴中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六位。同年，日本是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94337。

在商品贸易领域，中日韩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跃升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194338。中日韩三国的服务贸易也实现迅速发展。2000～2009年，中日服务贸易从65.27亿增至247亿美元；中韩服务贸易从42.55亿增至157亿美元；韩日服务贸易从128.43亿增至160.75亿美元。中日、中韩、韩日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94%、15.61%和2.5%194339。

促使中日韩贸易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三国间的经济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而这种互补性又是由三国自身资源禀赋及生产要素的互补性所决定的。日韩两国资金丰富、技术发达，但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它们的能源和资源严重短缺。与此相对，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其工资成本相对低廉。中日韩在生产要素配置和资源禀赋方面各具优势与不足，因此，不同层次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了产业结构的依次传递转移194340。

具体而言，中国产业结构层次最低，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制造业和金融、物流、医药卫生等服务产业方面处于弱势。最具竞争力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品或农产品，产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日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信息工程、生物技术、节能环保、医药和多媒体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汽车、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194341。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韩国产业结构层次处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其在无线通信器材和造船业、汽车及汽车配件等领域具有一定竞争优势。

在东亚产业转移与承接的分工格局中，日本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同时也是高新技术的主要来源。韩国在吸收日本的资本和高新技术的同时，充当了向中国提供部分资金、中等技术和部分中间品的供应者角色。中国则在吸收日韩资金、技术的同时，向后者提供了大量资源和初级产品194342。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潜在市场、日本的尖端技术和充足资本、韩国在生产技术和经济开发方面的经验等因素的结合，促进了东北亚地区分工模式的形成。这使得各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生产要素配置的联合生产体系并达到国际分工的最大效益194343。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与转型，为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遇阻的形势下，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对区内国家促进发展和提升抵御危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