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印度区域合作战略重心不断“东移”

印度“东向”（Look East）政策的不断推进，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自20年前“东向”政策提出以来，在经济合作、对话机制建设、安全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一方面源于对外经济合作或贸易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则与中国快速崛起高度相关。从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东向”政策相较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OR-ARC）以及孟中印缅（BCIM）合作论坛等，具有明显优势。这些合作机制的发展普遍受制于区内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缺少技术与资金支持，比较优势雷同，内部贸易量小，形成区域内产业链的动力不足。另外，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东向”政策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找到了与美、日、澳等国的利益契合点，发展前景广阔。尤其近10年来，“东向”政策事实上成了印度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印度区域合作战略的重心不断“东移”。

作为“东向”的第一步，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被印度视为战略利益通往东方的重要桥梁。1995年，印度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次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2年，印度与东盟建立了第四个“10+1”合作机制；2003年，印度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印度与东盟签署了被视为双方关系纲领性文件的《和平、进步与繁荣的伙伴关系协定》，意图全面促进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安全合作。进入21世纪，印度推进“东向”政策的步伐加快，合作范围从东南亚一地拓展到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合作内容也从单一的经济交流拓展到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内容的全方位交流。随着2005年印度成为东亚峰会（10+6）成员，以及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加入东亚峰会对话机制，印度拥有了在地区机制中与世界主要国家对话的平台。

同时，东盟及美、日、澳等国对“东向”政策给予积极回应。从东盟的角度来看，首先是印度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快速发展，使其本身逐渐成为东盟具有广大市场和良好经济发展前景的合作伙伴。通过与印度的经济合作，东盟有望避免形成对中国贸易、投资和市场的过度依赖。其次，积极回应印度的区域合作需求是实现“保持东南亚地区大国力量平衡”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主要大国实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单纯依靠东盟自身力量无法确保地区安全。对东盟成员来说，利用各大国追求权力的欲望，使它们在地区内的力量投入彼此制衡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无疑成为最佳选择。由于中国出人意料地快速崛起，东盟借助印度平衡中国影响的迫切性在近年来有所提高。同样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甚至美国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配合甚至引导印度“东向”政策的实施，不免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战略考虑，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在印度“东向”政策中的重要性随之提高。

二 战略重心“东移”中政治利益诉求与经济利益诉求并重

独立初期，尼赫鲁就提出把印度建设成“有声有色的大国”，他的一句最有名的断言就是：“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194404无论20世纪末瓦杰帕伊关于“21世纪超级大国”的鼓吹，或者时下辛格政府“印度世纪”的宣传，都可以看做印度始终不乏大国抱负，且一直保持强烈的世界大国地位欲求的表现。在南亚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相对滞后的背景下，“东向”政策最初的利益诉求是扩大印度经济对外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在分享经济繁荣的同时拓展印度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市场并获得更多国外投资，最终实现促进印度经济增长的目标。然而，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印度“东向”政策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在经贸合作之外，政治与安全合作所占比重上升。

1.政治与安全利益诉求

（1）改善安全环境。

在政治与安全利益诉求中，维护周边地区稳定是印度的首要考虑。尤其在印巴关系持续紧张的态势下，印度更加需要在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和平与稳定。例如，尽管印度国内有声音批评其放弃道德原则追求狭隘国家利益，印度仍非常执著于发展并巩固其与缅甸的合作关系。自2003年起，印度对缅甸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