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产业在韩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今它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范式革命。由于用户数量的饱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和全球金融的动荡，韩国媒介产业整体不景气。由媒介产业的聚合兼并以及智能手机的引入而引发的这些变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网络和手机市场，而是更大范围地影响到服务市场的结构、媒介消费行为以及未来的竞争格局。当这些变化同现有的产业结构发生冲突时，让产业本身去释放各种各样吸引人的服务，将为停滞的媒介市场注入新的生机。

产业的不断聚合已使得韩国的媒介服务业不依赖于平台和网络去发布内容，这导致媒介产业价值链条的总体重构。通信公司超越了传统的价值链条去扩大融合服务的范围。此外，作为媒介产业最为重要的收益来源的广告市场也面临许多变化，地面电视广告市场正在萎缩，网络和有线电视这样的新的广告市场则在加剧增长。各类便携设备例如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和平板电脑正在加速引入新的服务和内容（见表1）。

表1 2009～2011年韩国广播电信产业产值及其年增长率

续表

一 国家主导下的媒介产业模式

韩国学者朴明珍认为，韩国是一个威权新自由主义社会。自摆脱殖民统治以来，其政府权力在韩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从1948年第一届政府开始，强人政治和军事政变将国家权力一步步推向了顶峰。同时，南北分离导致的紧张和冲突，更为韩国早期的军人独裁统治找到了合理化的理由。在韩国早期的军人政治时期，经济建设成为国家运转的核心内容，同时，源于曾经屈辱的殖民历史记忆和半岛国家的国民性格，整个韩国社会被一股经济发展的热情调动起来，这也为这种军人政治找到了合法性。在这一社会环境中，民主被当成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任何的政治和文化诉求都被抑制，甚至是遭到血腥的镇压。而以牺牲政治和文化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导致的问题便是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问题在韩国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了出来。这一时期的韩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是全面而严苛的，甚至随意操控和摆布媒体。媒体在威权政治的威逼利诱之下，渐渐失去了媒体本身“看门狗”的作用，开始与政治权力合谋。因此，韩国媒体更多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同时媒介领域的垄断资本也被培育起来，资本权力在媒介中开始拥有更强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民主声浪的不断倒逼之下，韩国政治才逐渐民主化。然而，这种民主化与西方的民主化还是有区别。尽管韩美的同盟关系使得韩国深受美国式民主的影响，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韩国政治架构不过是借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躯壳，儒家的思想传统仍然是影响韩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因素。这尤其表现在政府的家长式作风上，而且这种家长式作风的余絮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并影响到韩国媒介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由于地理原因，韩国国内的资源和市场相对有限，半岛国家的国民心态便在此展现。他们急需向外扩张以打通自身的生存空间，因此，外向型经济便成为主要的经济模式并在技术领域迅猛发展。同时，由于本国的企业相对弱势，开拓全球市场就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力量的支持，本土企业自然而然地便和国家力量黏合在一起，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使得韩国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府权力的附庸。韩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是一贯的，因此在媒介产业的发展方向上，韩国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近些年韩国政府对媒介产业的控制逐渐弱化，而之前被政府极力培养的垄断资本在韩国十分猖獗，影响到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尤其是媒介产业领域。因此，在韩国，权力和资本是影响媒介产业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政府更是处于第一位的。

经历了金大中和卢武铉两位总统与韩国保守派媒体的不愉快之后，李明博入驻青瓦台，这意味着韩国政治开始向右转。李明博被认为是“中道保守派”的代表，其当选意味着“保守派”时隔十年重新收复青瓦台。李明博上台后立即撤换了很多进步阵营的媒体负责人，并努力取消媒体产业中对垄断资本的一些法律限制。2011年，经历了欧债危机的巨大影响之后，韩国以政府为主导继续推动媒介产业领域的发展和变革。

1.推进整体数字转换

建设广播支持中心以保证主要的广播电台完成100%的数字转换，同时推进并扩展数字广播的应用。现存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