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是国际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2011年以来，随着新兴大国能源需求增加，国际经济逐渐恢复，传统能源稀缺和能源结构转型问题继续凸现，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必然逐步向适应新能源要求的方向发展。因此反映到当前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美国气候政策比布什政府时期积极了很多，并且显示出参与多边国际合作的较强愿望。这很大程度上可弥补美国缺乏联邦层次上的气候变化政策尤其是低碳经济政策的不足。美国希望一方面通过气候变化谈判来占有未来能源市场，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制度议价过程中，逐渐实现对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创新力的控制。因此，当前奥巴马“绿色复苏”的理念和实现跨越危机的“绿色新政”目标，必然与促使国家能源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和推动参与国际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谈判紧密相连。

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奥巴马总统面临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国内迟缓的减排行动无法成为美国碳政治的有力基础，另一方面也无力积极参与多边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的碳政治中，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维系其能源模式的同时，保护和发展其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核心利益基础上，奥巴马政府已把新能源作为国家战略竞争力的核心，在碳外交方面以“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为核心，发展低碳核心竞争力193663，推动行业安排和绿色贸易壁垒，同时把回归和领导全球气候多边治理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目前力图用《哥本哈根协议》为框架的第三轨谈判机制取代双轨制谈判原则，联合欧盟遏制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同时还对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以便分化发展中国家。

一 美国碳政治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提升领导力

一般认为，美国的碳政治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盖源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不同的执政理念。但是，为什么克林顿政府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会在参议院遭到同样是民主党议员的反对，而小布什政府执政后期在碳政治上会有表面的进步？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碳政治和欧盟仍有一些差异？霍普古德（Stephen Hopgood）认为美国的碳政治应从美国国家声誉、跨国公司的国际利益、环保科技竞争等方面进行衡量193643。笔者以为推动美国碳外交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利益和领导力（软实力）。

从国家利益来看，美国要把推进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93644气候变化会危害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跨国问题如环境破坏、资源匮乏和人口剧增等皆具有近期和长远的国家安全意涵。193645美国政府还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新的威胁，这不但会放大一些资源枯竭地区的冲突和动荡，还可能增加原本稳定地区的紧张，甚至还会对人类的能源安全构成沉重挑战，因此把气候危机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并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对脆弱地区的援助成为增进美国利益、维护美国安全的重要途径。气候变化还涉及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跨国公司正在积极争夺国际环保贸易和技术市场，而美国政府出于保护其企业在全球建立消费群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也不断努力促进多边环境贸易合作并在许多相关的环境领域内投资。193646美国国务院最新报告强调，美国有责任为气候变化采取措施，但是这种措施必须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相协调。193647即使在奥巴马的气候新政中也脱离不了经济因素的考量，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其首要任务可能是将“绿色经济复兴计划”付诸实施，通过向新能源经济转型来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美国进步中心指出，政府在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加大投入，是支撑衰弱中的美国经济和创造数百万就业机会的最佳方案之一。2010年，美国清洁能源投资为34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的540亿美元、德国的410亿美元。特别是美国始终把气候变化作为遏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193648。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199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00亿吨，2005年约为280亿吨。如到205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一半，不管是以1990年为基准线，还是以2005年为基准线，都需要各国采取严格的绝对减排或相对限排措施。在碳预算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多排放一些，其他国家就得少排放一些。换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