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年06月 |
2008年9月从美国开始并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不仅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理念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也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关系。本文将扼要梳理金融危机前到2010年底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变化,揭示本次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刻性。
一 金融危机前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中美俄三角关系是2005年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形成的。2005年7月初,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期间,由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首先提出的美军驻军期限问题得到了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响应,并明确写入《元首宣言》,几个月后迫使美国从乌兹别克斯坦撤军。在此之后,普京政府一改“9·11”事件后一直奉行的对美妥协和让步的立场,开始在一系列问题领域和地区领域或者与美国采取不合作政策,或者直接进行外交反击。特别是2007年1月开始的,贯穿了小布什第二任期的最后两年的俄美之间的东欧反导基地之争,2008年8月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使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处于苏联解体后最恶化的状态,俄罗斯第一次在独立后对外采用军事力量来反击他们认为的西方的战略围堵。
显然,在布什政府面对着久拖不决的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及朝鲜问题,并为此严重消耗了国力的情况下,2005年三大国在中亚的博弈使美国不可能再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置中俄两国的共同行动于不顾了。布什政府试图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演讲中发出调整对华政策的积极信号,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共同利益,具有广阔的合作领域,美国“希望同中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
佐利克在阐述美国这一对话政策的根据时说:
——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然有时采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
——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
上述四点经典性的论述阐述了小布什政府在其第二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这与美国需要中国政府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美中两国经济依存程度空前深化等因素一样,使得美国政府采取了对华怀柔政策。因而,在2005年8月双方建立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后,布什政府又在2006年9月20日启动了与中国的副总理级战略经济对话。引人注目的是,在台湾“选举”临近之时,布什政府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压制“台独”势力挑战大陆容忍的底线,试图保持与中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在国力无暇他顾时维持台海现状的战略意图显而易见。同时,布什政府还希望通过保持与中国关系的稳定,使之有足够的国力资源来对俄罗斯采取持续的强硬政策和处理棘手的反恐反扩散问题。
二 金融危机大幅度地减缓了俄美对峙
2005年美国在中亚地区严重受挫之后,其在欧亚大陆对俄罗斯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遏制是通过两个方向展开的:其一是鼓动独联体内部的反俄派,例如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速推进其加入北约的进程;二是加速推进与波兰和捷克进行的部署反导系统的谈判,这一进程在2007年1月被媒体曝光后,成为与北约下一轮东扩是否进入独联体问题并列的俄美两大战略博弈点。
因连年的能源价格暴涨而获得了大量石油美元的俄罗斯(有专业研究人员统计,在2000~2007年的8年中,俄罗斯石油天气的出口收入超过1万亿美元),对美国的战略挤压采取高调的反击政策。一方面,俄方开始公开抨击美国的对外政策。俄罗斯总统普京2007年2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欧洲安全论坛年会上,措辞严厉地抨击了美国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滥用武力、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以及北约东扩的政策,称该做法已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反击,例如支持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反美立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西方唱反调,特别是阻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解决伊朗问题的努力。例如,2007年9月26~28日,在该年度联合国大会期间,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外长就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问题举行了会议,英国在美国支持下提出的更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