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重大政治事件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梳理。

一 “4月事件”与6月流血冲突

2010年4月6～7日，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部分地区组织集会，当局出动警察逮捕反对派领袖。反对派力量随之在首都比什凯克组织大规模群众示威，占领政府机构和国家电视台。总统巴基耶夫最后被迫出走，回到贾拉拉巴德州老家避难。经过反对派与巴基耶夫十多天的谈判以及俄罗斯、美国、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斡旋，巴基耶夫离开吉尔吉斯斯坦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两天的激烈对抗中，共有近百名平民被打死，数千人受伤，部分商业机构遭洗劫。此后，反对派随即组建临时政府，宣布解散议会，在三个月内举行全民公决、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6月11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奥什爆发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的暴力冲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据联合国统计，冲突波及100多万人，其中约30万人沦为难民。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下推进政权“合法化”，组织全民公决通过新版宪法以及议会选举。

1.“4月政变”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2010年的“4月事件”与2005年的“3·24”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性质，但内外部因素略有不同。

首先，2005年政变之后上台的巴基耶夫基本上延续了前任的政治实践，排斥异己，将权力逐步集中到总统手里，全面控制国有资产、外来援助项目和国内的重要项目，操纵私有化。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立面越来越多，同盟者越来越少”的局面，政治上空前孤立。其直接结果是，在面对反对派组织的夺权行动时，巴基耶夫家族孤立无援，既没有同盟者，也没有同情者。

其次，另一个重要因素是，2009年7月巴基耶夫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不久，便宣布进行行政改革。其主旨是由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一个名为国务委员会的专门机构在特殊情况下选举代理总统。根据吉尔吉斯斯坦现行宪法，一旦总统因故不能视事，则由议长或者总理临时代行总统职权。而按照新法案的安排，巴基耶夫家族的候选人极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被选举为代理总统。这个情况迫使反对派加紧行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防止巴基耶夫家族长期执政的安排法律化，采取共同行动并且最终将巴基耶夫赶下台。

再次，俄罗斯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吉尔吉斯斯坦“4月事件”发生、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俄罗斯方面就公开表示支持临时政府，并允诺提供财政援助。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阿塔姆巴耶夫和副总理萨里耶夫先后访问莫斯科，俄方向吉提供50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2000万美元为资金援助，用于支持国家财政，保障社会性支出；3000万美元为优惠贷款，其中的50%将拨付给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银行，另外50%用于补偿在4月6～7日事件中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俄罗斯方面增加驻吉兵力，提供援助等，一方面是对巴基耶夫当局不满，另一方面则是要在美国自顾不暇的时候，利用机会扩大基础。这也是2008年俄格冲突之后，俄罗斯调整独联体政策的具体体现。

2.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逻辑

从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大权独揽的超级总统制不适合具有独特政治文化和传统的吉尔吉斯斯坦。巴基耶夫模仿俄罗斯组建政权党和垂直权力体制，事实证明并不适合吉尔吉斯斯坦，最终招致失败和被迫辞职出走的局面。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各个部族之间在政治互动方面具有军事民主的传统和历史记忆，但吉从未有过类似沙皇制度那样的君主制、独裁制度。巴基耶夫试图大权独揽，不仅北方各个部族对其具有严重的对立情绪，而且南方部族对此也严重不满。巴基耶夫及其家族势力试图垄断国内政治的话语权，将政治权力、行政和经济资源全面控制在一个家族手里，其结果却造成自我孤立，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于部族之间的平衡，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与代表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即如果政治权威具有较高的代表性，那么政治稳定的基础就较为牢固。换言之，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而言，主要部族能否在政治上获得代表，首先是能否在国家权力机构获得代表，便成为考量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吉尔吉斯斯坦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其他中亚国家所采取的总统集权制模式并不适合吉尔吉斯斯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