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联邦议会大选过后，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组成了“梦想联盟”。在执政初期，联合政府的确如它们的联合执政协议所约定的，实施了一些变革，例如提高了子女补助金与子女免税额；法定医疗保险改革把保险费率从14.9%重又提高到15.5%，雇主承担的份额固定在7.3%，取消了对医疗保险机构征收附加保险费的费率限制，并引入了由税收融资的社会均衡；对哈茨IV进行了修正，据此，德国约470万哈茨IV领取者每月可多领取5欧元，达到364欧元，与此同时，其子女也可获得一揽子教育支持措施和学校用餐、补课、加入社团等方面的补贴；德国发展合作领域进行了结构改革，迄今各个分立的发展合作组织，即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德国发展合作公司（DED）与教育组织，即德国国际培训和发展协会（InWent）合并为新的德国国际合作公司（GIZ）；联邦国防军的改革方向得以确立，义务兵役制被志愿军所取代，这是因博士论文抄袭而辞职的古藤贝格（基社盟）在位期间就已推动的；最后，联合政府还就废除《儿童色情网页封锁法》达成了一致。

但是，在经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联合执政的各党陷入了持久的争吵之中。随着自民党在选民中支持率的不断下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自民党党内的人事斗争，不仅自民党陷入了“自由落体”运动中，而且也连累了整个联邦政府的行动能力及其在选民中的形象。

一 2009年联邦议会选举结果分析

分析2009年联邦议会选举结果可以发现，联盟党对社民党的领先优势是1957年以来最大的，当时是18.4%，此次达到了10.8%。联盟党的得票率为33.8%，损失了1.4%，这一选举结果是联盟党历史上第二差的结果（只有在1949年，它的得票率更糟糕，为31%）。社民党的得票率为23%，与上届联邦议会选举相比，损失了11.2%。这一方面是社民党战后历史上最糟糕的选举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政党在联邦议会历次选举中的最大跌幅。与两大全民党的选票流失形成对应的是，三个小党自民党（14.6%）、左翼党（11.9%）和绿党（10.7%）的得票率均达到了两位数，是2009年大选的赢家^[1]。2009年大选呈现出以下4个显著特征。

（一）参选率创历史新低

本次大选的选民参选率是1949年以来最低的，全德国平均为70.8%，与上届相比跌幅达6.9%，这个跌幅也是历次联邦议会选举中最大的。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指出，德国参选率的下降是一个缓慢而又持续的过程，它从国际比较来看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正常化过程^[2]，但是，这次参选率的大幅下跌无疑与大联合政府之后联盟党与社民党之间缺乏政党政治上的对抗有关，另外在选举过程中，缺少非常极化的政治方向决定、议题和候选人。而且，根据阿伦斯巴赫的民意测验，大多数德国公民并不认为这次选举是决定德国未来“命运之选举”^[3]。

（二）全民党的衰弱

两大全民党总合得票率为56.8%，是全民党战后历史上最低的得票率。当然，这与此前的大联合政府有关，早在2005年，人们就预计，大联合政府会导致对全民党支持的不断下降以及小党地位的提升，这一情况在此次选举结果中得到了证实。之所以有这样的预判，是基于与1966～1969年的第一届大联合政府时情况的比较，当时几乎导致了国家民主党（NPD）的兴盛。

（三）社民党的失利

左翼阵营（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总计获得了45.6%的选票，这一低数值主要由于社民党的惨败，它的票数在1998年时还为2000万，到了2009年时票数少于1000万，票数减少了一半。社民党主要在首次参选选民和年轻选民那里流失了选票（社民党最强大的选民群体是60岁以上的人）。和2005年相比，社民党在18～24岁年龄层丢失了20%的选票。社民党几乎在所有方向上均流失了选票，流失最多的是弃选选民（210万），其次是左翼党（110万）^[4]和绿党（86万）以及基民盟（87万）^[5]。而且，新老选民之间的代际更替也使社民党损失了49万张选票。事实上，社民党丧失了其作为全民党的特征，尤其在德国东部和南部，它大多沦为第三大政治力量。

（四）自民党的胜利

自民党得票率大幅增加并不是因为金融危机背景下选民认为自民党在经济及金融政策上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主要得益于它在选前做出了明确的、与联盟党结盟、排除红黄绿联盟可能性的表态。自民党这一单方面的阵营竞选策略使得黑黄选民采取了选票分离（Stimmensplitting）的投票策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