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8年以来，欧元区部分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成立十余年的欧洲货币联盟面临巨大挑战，欧洲一体化成果受到严重威胁。欧元区当前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部分成员国财政状况恶化，存在严重金融风险；二是区内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失衡。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进退，甚至是欧元区的存亡。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曾说：面对一个被石头砸碎的玻璃杯，如果断言“玻璃杯碎了，因为它被石头砸了”，那你就选错了考察的对象范畴，应当反过来说“被石头砸到，玻璃杯碎了，因为玻璃杯易碎”^[1]。因此，要解读欧元区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寻找出路，必须先着眼于受到冲击的欧洲货币联盟本身，着眼于整个欧盟的经济治理机制。

欧盟现行的经济治理机制是一种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非对称的治理机制，具有浓重的德国色彩：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并将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目标；而在财政政策方面，则是通过一系列的上限指标对申请加入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的财政状况进行评价，对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进行纪律约束。在当前的危机之下，对欧盟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改革建议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对成员国进一步加强财政纪律约束；二是进一步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

德国在欧盟的经济治理中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是构建欧洲货币联盟的主要推动者。那么在这场势在必行的改革中德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改革后的欧盟经济治理机制又是否会褪去“德国色彩”？本文将对欧盟的经济治理机制进行解读，对其构建的过程和原则进行梳理，分析欧元区当前发生的重大问题与这一机制之间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改革建议进行评价。在整个分析论证的过程中，本文将以充分重视德国的巨大影响力为前提，解读德国在欧盟经济治理机制建立、运行和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 当前欧盟经济治理机制及其“德国色彩”

（一）欧盟经济治理机制的不对称性

相对于制定和实施统一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在财政政策方面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协调的机构，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欧洲经济政府”^[2]。

自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和1999年欧洲货币联盟建立以来，欧元区在财政政策方面逐步形成了网络式的协调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决策和实施政策的方式，即通过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机构以及一系列经商定的对象来实现上述行为”^[3]。

论及欧盟目前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具体协调措施，存在三个不同的层面^[4]。

第一个层面是《里斯本战略》及后继的《欧洲2020战略》。这两个“战略”的性质相同，都提出了经济政策的宏观目标，但对各成员国具体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没有作出规定，而且也没有制定任何制裁措施，因而都只是“柔性协调”式的“经济治理”。针对各成员国，欧盟在超国家层面不会因此获得任何额外的经济治理权。

第二个层面是《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下简称《稳约》），对此欧盟不仅制定共同的经济政策原则，而且监督其实施。负责监督的是比部长理事会更具超国家性质的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各成员国在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的自制权有所削弱，而欧盟层面的权力增强了。然而，这种监督所依据的经济政策原则仍是在各成员国政府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制定的。因此，这种类型的协调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刚性，但仍是以成员国间的横向协调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欧盟对于各成员国的纵向权力是十分有限的。

第三个层面在欧盟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是以尼可拉斯·萨科齐为首的法国政治精英们所梦想的。他们推崇欧盟经济政策的高度协调，也就是说，在欧盟层面建立专门的协调管理机构，由其统一制定并实施财政政策。这种类型的协调可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经济政府”，然而这样的机构，预计至少在中期都难以出现。

与欧洲货币联盟薄弱的财政政策协调相对立的是货币政策领域，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及其附件《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及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建立起来的欧洲中央银行，并非以“治理”这种横向协调的方式进行运转。欧盟成员国一旦加入欧元区之后，便将货币政策方面的主权完全让渡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从而使欧洲中央银行成为一个“超国家”的独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