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移民融入的论战背景

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来自南欧国家及60年代初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引入外籍劳工的过程^[1]，自1979年起专门设置了针对外籍人员的融入事务专员职位。首位融入事务专员库恩（前北威州州长，社民党）提出的给予外国人地方选举权、减轻入籍难度等建议，至今都极有现实意义。联邦内政部自1980年起定期调查外国人群体在德国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结构性融入情况，即外国人在劳动力市场、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教育等领域的分布情况是否与其占总人口比例相当^[2]。在80年代初，赫尔维希·比尔格、克劳斯·巴德等移民专家发出了有预见性的警告，呼吁正视德国的移民现实^[3]。事实上德国已经逐渐成为移民国家^[4]，以德国15岁的在校中学生为例，全德国平均有22%的15岁中学生有移民背景，即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来自国外，不来梅和汉堡等城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35%左右^[5]。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移民群体融入状况的话题在德国政界和公众舆论中始终没有成为讨论的焦点，德国一直否认自身是移民国家。20世纪中期的临时性劳工招募政策意在满足对低收入、低素质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视外籍劳工为临时居留的外国人群体，未能预见到家庭团聚和临时性向永久性移民的转变，因而错过了对其子女的教育融入，使得移民的“社会背景被继承到下一代”^[6]。移民在教育领域的现状成为融入努力的主要诟病：外国人在低收入人群中的比例偏高，在公共部门任职的比例偏低，备受德国民众关注的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验结果也显示，他们的辍学率和在普通中学中所占的比例都偏高^[7]。

移民及其在德国的融入真正成为政治与公众辩论的公开话题是在1998年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之后，其中引发较大社会反响的有1998年起围绕着国籍法改革和取消双重国籍的争论，2000年秋季关于“德国主流文化”之争，还有2000～2002年关于控制移民的辩论^[8]。2001年德国移民事务独立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塑造移民，促进融入》研究报告，真正开始全方位探讨融入问题的现状与对策^[9]；2005年德国各政党第一次就德国是移民国家以及应当促进移民的融入达成共识；2009年玛丽娅·波默接任移民融入事务专员职务后提出设立融入现状的指标体系^[10]。2006年时任德国总统克勒公开表示，德国错过了融入的时间^[11]，北威州融入部长阿尔敏·拉舍特也承认，德国政界，包括基民盟都太晚才意识到德国事实上是一个移民国家，德国在“移民政策上沉睡了几十年”，移民问题将是“未来几十年的头等议题”，“如果失败，将威胁社会团结”^[12]。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移民法》着眼于加强已有移民的融入，而对于新移民总体上趋于从源头上进行疏导和限制，例如自2007年起，土耳其裔家属因家庭团聚迁往德国的前提是必须在土耳其已通过德语测验，它增加了亲属在德国团聚的难度；进一步严格签证手续，限制来自前苏联地区的回乡侨民和犹太人的迁入。由于上述规定的限制，事实上移民迁入的势头已经减缓，甚至出现部分移民迁出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移民数量减少了，但移民及其融入反倒在公众和政界日趋成为引发巨大争议的热点问题^[13]。与世纪之交相关争辩的内容有所区别的是，最新一波争辩的矛头直指移民，主要针对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认同。如今在德国，提到移民群体的融入状况，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包着头巾、生活在自己封闭小圈子里的穆斯林形象。自“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来，世界及德国先后发生了“丹麦漫画事件”、荷兰右翼政客富图恩和制片人凡高先后遇刺、马德里和伦敦恐怖袭击、“荣誉谋杀”等与伊斯兰国家移民相关的重大事件，有关融入的争辩在德国日益演变为有关穆斯林的争辩，论战各方重点关注的是穆斯林移民群体在教育和宗教文化特征上与主流社会的巨大差异性。

二 论战之发端：扎拉青的主要观点及反响

最近两三年间德国公众舆论围绕穆斯林移民融入话题的激烈争辩，主要由柏林前任财政委员、德国联邦银行前任董事会成员蒂洛·扎拉青（社民党）在2009年底的有关言论触发，他通过媒体将矛头直指穆斯林移民的高出生率和教育水平的落后，批评阿拉伯和土耳其裔移民融入意志及融入能力不足，认为“土耳其人征服德国的手段完全和科索沃人征服科索沃一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