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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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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1951年9月出生,籍贯安徽,1981年、1984年、1989年分别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 详情>>
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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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绿色气候基金的创新与实践——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为例
    ——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为例

    作者:李怒云 李金良 出版时间:2012年11月
    摘要:中国绿色气候基金的探索者——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是中国第一家以增汇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该基金会为企业和公众搭建了一个通过林业措施“储存碳信用、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四位一体的公益平台。该基金会在运行模式、标准建设、项目管理、碳汇交易、科学研究、宣传推广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创造了企业捐资造林、履行社会责任与提前储存碳信用、自愿减排相结合的公募基金会运行新模式。本报告以该基金会5年的创新实践为案例,展示了其运行模式、成功做法和实践经验,同时提出了以公募基金会的方式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公益事业的建议。

    一 前言

    2011年11月底,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以下简称为德班大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决定正式成立“绿色气候基金”,旨在用于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缔约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国家的政策和活动,以帮助这些国家采取低碳及其他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德班大会决定“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公约》资金机制的实施主体,要求尽快启动该基金下的相关管理工作,制定一个工作计划来管理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资助,且到2020年之前,每年的目标是调动至少1000亿美元的资金。德班大会的决定还敦促绿色气候基金等公约下的资金机制尽快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减少毁林排放等行动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关于这个绿色气候基金的运行模式和管理制度等关键问题,在德班气候大会上尚未确定,国际上也无成功经验可供借鉴,需要在后续的国际气候大会中进一步谈判。鉴于国内外鲜见专门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的公益基金成功运行的报道,本报告以中国绿色气候基金的探索者——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以下简称碳汇基金会)为案例,介绍中国率先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公益行动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运行和实践,旨在为德班绿色气候基金的运行管理提供有效模式和经验参考。

    二 中国绿色气候基金的成立背景

    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外交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重大热点议题。而通过林业措施减缓气候变暖,是国际社会认可并积极推进的有效措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林业具有多种效益,兼具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双重功能,是未来30~50年内增加碳汇、减少排放的成本较低、经济可行的重要措施。因此,林业措施被越来越多地纳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

    根据《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目前不承担《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限排义务。但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第一大排放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具体行动,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和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因此,按照《公约》的基本原则,中国政府正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进行积极努力。这些努力既涉及节能降耗、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也包括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可持续经营森林和保护森林等一系列增汇减排行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大会后,林业目标成为中国政府承诺自主减排的三大目标之一:大力增加森林碳汇,到2020年中国森林面积要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以下简称林业“双增”目标)。

    多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森林植被的恢复和保护。全国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1],中国森林面积有1.95亿公顷,森林覆被率达20.36%,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为149.13亿立方米,森林植被总碳储量为78.11亿吨,森林在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大气、积累干物质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6方面的生态服务功能年价值量达10.0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成为全球森林面积增加最快、人工林面积最多的国家,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联合国粮农组织(以下简称FAO)发布的《2010年世界森林状况》指出[2]:总体而言,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损失森林70万公顷,但在2000~2010年,森林面积每年增加了140万公顷。这主要是中国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中国森林面积每年增加200万公顷,自2000年以来每年平均增加300万公顷。但是,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大规模造林增加的碳汇量并没有如《京都议定书》附件Ⅰ国家一样,用于抵减其部分碳排放,而只起到了宣传作用。在国家目前没有给企业规定温室气体减限排指标的情况下,如果这些碳汇量能够通过相关的技术措施和资金渠道,使其成为企业今后可利用的碳信用指标,先存于企业的碳信用账户上,争取作为今后国内企业碳减排的低成本储备,无疑对国家、对企业都有好处。此外,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恢复和保护森林植被,还不能满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增汇减排和社会发展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