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把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和重大战略，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中国也提出要通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综合运用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手段，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但是在更加具体的政策工具问题上，中国政府目前似乎并没有明确的选择方向。

中国显然需要发展一套适合自身特定国情的减缓政策工具。比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的报告指出，选择政策工具必须对特定环境问题与其他政策领域的关联、不同政策工具的互动关系等有良好的理解。各种政策工具“在特定国家、行业及情景，特别是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中的应用性，差别可能非常大”^[1]。

根据IPCC（2007）的定义，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包括：规制与标准、税收与收费、可交易配额、自愿协议、补贴、金融激励、研发项目与信息工具等。其他比如可以影响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消费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策，也会影响温室气体排放”^[2]。现实中的减缓政策必然是系列政策工具的组合。但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现实来看，在主导性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上，即在到底是选择碳税还是碳排放交易作为主导性政策工具的问题，理论界、政策界已陷入争讼纷纭的局面。

一 碳税与碳交易的理论之争

目前，碳排放交易是世界范围内较多采用的减排政策工具。比如，欧盟已经建立起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正在或准备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相比之下，碳税的政策只被北欧几个国家采用，包括荷兰、挪威、丹麦、瑞典等。虽然发达国家普遍优先发展了碳交易政策，但是碳税和碳交易之间孰优孰劣，仍是存在激烈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

哈佛大学著名环境经济学家斯塔文斯教授（Robert Stavins）代表了相当一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支持碳排放交易。斯塔文斯认为，对美国而言，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最节约成本的政策方案，特别是碳排放交易可以尽快与清洁发展机制对接，降低国内减排成本。而且在斯塔文斯看来，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在政府间进行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通过国际碳市场在微观主体之间进行交易，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手段^[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Nicholas Stern）也认为，“富国的政策应该尽全力关注碳交易，并将这种交易向国际贸易开放，同时富国应支持大力减排的目标，以便将价格维持在这样——既能鼓励国内减排又能刺激海外交易——的水平上”。而且他认为，全球排放贸易体系（Global Emission Trading）是未来全球气候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4]。

但是，也有很多环境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碳税。比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一直坚定支持碳税，并给出了五个方面的理由。①直接设定碳价格（即碳税政策）可以直接和气候科学及经济研究相联系，因此有利于实现环境目标。相比之下，数量型政策（碳排放交易）需要计算出稳定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所对应的升温限度以及减排量，这样会增加困难和不确定性；②温室气体作为存量污染物，根据环境经济学研究，其规制更适合税收手段；③财政偏好强烈。通过税收手段能够获得资金，可以用于研发和投资；④高度波动的价格不利于企业决策，特别是技术研发；⑤既有制度为实现碳税作为减排政策工具提供保障，并不需要设计或引入新制度，而在碳排放交易方面，目前各国都还缺乏经验^[5]。

一般认为，评价环境政策工具优劣存在诸多标准。比如，IPCC（2007）归纳了四个方面的标准：环境有效性、成本有效性、分配效应（包括公平）和制度可行性。其他更细微的标准还包括：对竞争力的影响以及管理可行性等。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标准来对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优缺点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首先，减排效果的确定性。碳排放交易政策是在确定排放总量限额的前提下进行交易的，首先需设定排放总量目标，通过排放配额的交易形成价格进而产生激励，因此被称为“数量型手段”。相比之下，碳税是通过确定碳排放的价格来对减排形成激励的，最终减排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