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随着世界各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对有限资源的采掘与利用日益成为各经济体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合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方面搭建了一个双赢的平台，在节能减排、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已成为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新领域。

一 清洁发展机制（CDM）与中国的减排压力

1992年6月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规定38个发达国家为缔约方，应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资金以支付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所需增加的费用，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促进和方便有关技术转让的进行。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就是为完成上述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而议定的实施规则。在2008～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2%是其具体目标，此外还明确了作为缔约方的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应承担的具体减排指标。如日本、加拿大等国需完成6%的减排目标，而欧盟须达到的减排目标为8%等。若上述国家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完成承诺目标，按规定将“从该缔约方第二承诺期（2013～2017年）的分配数量中按照其超量排放吨数的1.3倍扣减等量吨位数”。换言之，在下一个五年内，要在新的减排目标上追加前五年超过部分的三成来作为支付超量排放的过期罚款，连同此罚款一起偿还所欠下的减排债务。

为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和防备即使作出努力也无法完成减排义务的情况出现，《京都议定书》设置了被称为“京都机制”的三种救济措施，来作为碳权交易和碳减排的机制：（1）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简称JI）；（2）国际排放贸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简称IET）；（3）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无论是“JI”还是“IET”抑或是“CDM”，三者都不是在发达国家本国境内进行的减排行为，而是属于“境外减排”。其主要内容是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称减排量）进行一定的量化，并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市场交易。国际排放贸易是指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碳权交易机制；联合履行是一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对另一个发达国家进行的项目标准单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s，简称ERU）。相对于上述两种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有所不同，它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具体的减排项目为载体，两者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机制。具体而言，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先进设备、技术或资金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而在上述减排项目中获得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简称CER_S），可以用于提供项目合作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其在议定书第三条中规定的有关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对发达国家而言，对高耗能产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调整能源的利用结构，都需要昂贵的成本，但如果通过参与CDM项目合作并获得“经核证的减排量”（CER_S），较之本国国内的减排行为，将大大降低其减排的经济成本。^[1]当前发达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较高，要减少1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成本约在100～200美元之间。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管理较为粗放，减排1吨二氧化碳的成本约为2～3美元。这一差价的存在，是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合作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虽然中国在《京都议定书》中属发展中国家，并未被规定具体的减排目标，但中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总量来看位于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即便是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其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加上生产较为粗放、能源利用率低等因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有预测表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5年前后有可能超过美国。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中国长期不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活动时将会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