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这是我国现时的一个重要阶段性特征。有人称之为“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上”，尤其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唱衰中国，屡屡发出“中国崩溃论”“中国硬着陆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言论。他们通过制造舆论、炮制理论、乱开药方等手段，企图将中国的改革引入歧途。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

一 制造舆论：“中国崩溃论”陈渣泛起

正当我国进入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之际，国际上除“中国威胁论”之外，“中国崩溃论”也陈渣泛起、甚嚣尘上。所谓“中国崩溃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中遇到的资源、环境、通货膨胀以及与此相连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质量提高等问题难以解决

如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曾流行过一阵子。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撰文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与巨大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中国终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美国军事政治专家乔洽·弗里德曼声言：“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而不是崛起。中国做得很好，但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1]

2.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由大量投机资本支撑

如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声称，中国飙升的房地产业是由大量涌入的投机资本支撑起来的，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严重”^[2]。他甚至怀疑，超过8%的经济增长“是中国伪造”的。香港对冲基金“独立战略”总裁大卫·罗奇近日指出，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目前已“站在悬崖边”，“面临着银行大规模放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击”。^[2]

3.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经济泡沫

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不无担忧地说，中国“因过度放贷引起的经济泡沫”破灭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将跌至最低2%的水平，并引发一场在10年内都会造成影响的地区性经济衰退^[3]。有“末日博士”之称的努里尔·鲁比尼日前语出惊人：“中国大概会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事实上所有与过度投资有关的历史场景都会以一场金融危机或长期的低增长来谢幕。”^[4]金融大鳄索罗斯在2011年6月14日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已经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中国治理经济的药方正逐渐丧失效果，且工资上涨推动的通胀正在显现。”^[5]章家敦2011年12月29日在美国《外交与政策》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崩溃即将到来，2012年版》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体制、法律、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问题都成为造成中国即将崩溃的原因。他宣称，中国在过去10年没有崩溃，但中国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

历史地看，过去30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所有过渡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中国经济总量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像东欧这样的转型国家经济总量平均才增加了1倍（当然东欧的起点比中国高）。虽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突出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质量亟待提高、分配制度不合理、两极分化严重、官员腐败问题严重、社会信仰危机加剧等，但还远没有达到所谓“崩溃”的程度。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也多次遇到过重大的困难和曲折，不但没有“崩溃”，反而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施正确的决策，化解了这些矛盾，而且变害为利，总结了经验教训，以更加坚实的步伐前进了。毛泽东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存在矛盾，而矛盾正是发展的动力。可以说，在任何发展阶段都会有矛盾，只是各有特殊性罢了。矛盾并不可怕，我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化解矛盾的经验，包括抵御金融危机的宝贵经验。

正如《中国震撼》一书的作者张维为所言：“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种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我想这种观点也将崩溃，而且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