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冷战结束不久，美国垄断财团的头号智囊布热津斯基便“预言”：“伊斯兰教的政治觉醒不仅会引发在北面与残余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冲撞，而且还可能在南面与美国的统治抗争。”^[1]布热津斯基还在欧亚大陆上画出了一个长的“椭圆形”，包括巴尔干各国、中东、中亚、原苏联南部地区、中国新疆等地区，他认为在这个“椭圆形”范围内将“充满激烈动荡的旋涡”。^[2]布热津斯基的“预言”之所以一贯准确，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全世界的热点、焦点（如伊拉克问题、科索沃问题、阿富汗问题、俄罗斯车臣问题、中国新疆问题及2011年以来的中东大动乱）几乎都没有离开布热津斯基所画的这个“椭圆形”。

一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肢解苏联、俄罗斯、中国的一支利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先后遭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巨大失败，一度陷入历史低谷。20世纪70年代，美国被迫进行外交转型，并取得巨大成功：一方面，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集中精力对付苏联；另一方面，大量扶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不断向苏联势力范围及苏联境内渗透。而这两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与布热津斯基有密切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伊斯兰国家出现四种势力：一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力量（如沙特王室、穆斯林兄弟会）；二是什叶派原教旨主义，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三是以纳赛尔为代表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力量；四是西化派自由民主派力量。在冷战时期，沙特等逊尼派原教旨主义一直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而伊朗既反美又反苏，但总体上更反美。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大力援助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以对抗苏联和中东地区的反美力量。布热津斯基称，“卡特总统早于1979年7月3日便签署了第一道秘密援助喀布尔亲苏政府的反对派的命令”，此举招致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果真陷入了一场令其政府无法支撑的战争，使得该帝国士气败坏并最终分崩离析”。^[3]苏联未能成功阻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苏联周边的复兴和扩张。20世纪80年代后期，趁着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新思维”等“改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内大力扩张，他们和地方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最大动力。

苏联解体后，美国扶植起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产生分化，沙特王室及穆斯林兄弟会继续执行亲美政策，而本·拉登则因为反对美国在其心目中的圣地——沙特驻军，逐渐将美国当作最大的敌人。这就是1993年布热津斯基所言，伊斯兰激进势力有可能继续对抗俄罗斯，但也有可能与美国相抗争。因此，按照布氏的意见，美国应对这支势力的策略只能是将其驯服，继续把它变成能够驾驭的力量为己所用。美国自2001年开始的反恐战争，其根本目的绝不是消灭所谓恐怖主义，而是将恐怖主义继续引导到反俄、反中的道路上去。

就我国新疆地区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出现突飞猛进的进步，民族分裂势力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绝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疆的极端宗教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却进入历史上最为猖獗的时期。其国际背景是，苏联解体后，在美国的扶植下，三股势力迅速膨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曾多次秘密会见中国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美中央情报局指定专门机构的人员负责培训中国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克林顿甚至在公开场合与“东突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会面。^[4]

对于同样的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暴力活动，如果它针对的是美国，便是“恐怖主义”；如果它针对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便是“民主斗士”。这一点，中国人已经领教甚深：在布什发动反恐战争后及奥巴马时代，新疆的三股势力仍然是美中情局的亲密战友，逃到境外的代表热比娅仍然是美国的座上宾。这一点，俄罗斯人也已经领教甚深：车臣恐怖分裂势力的暴力活动比本·拉登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西方特工机关在肢解完苏联后仍然想要肢解俄罗斯，他们支持车臣独立，在法国印制“伊奇克里亚护照”、在德国印制“伊奇克里亚货币”，并通过格鲁吉亚向车臣非法武装运送武器。^[5]这一点，已经被肢解的南斯拉夫国民领教：引发科索沃危机并最终导致南斯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