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所体现的深层政治意蕴，是我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化。它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松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完全割裂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企图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入西方“民主化”陷阱。这种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统领作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厘清“普世价值”问题的要意，在于拒绝美国中心论的“普世价值”观，揭穿其“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为此，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紧迫任务。

一 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相关研究评述

国内学术界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中，部分学者提出了“价值绝对论”，认为存在时空上绝对永恒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等理念就属于这个范畴；大多数学者认可“价值相对论”，认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等理念都有阶级性、历史性、区域性，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千差万别，根本不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世价值”；^[1]折中观点是，既反对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又反对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的观点。

“普世价值”概念遮蔽了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具有把人们对价值的认识导入误区的作用。^[2]价值与真理不同的根本之处在于真理总是一元的，而价值常是多元的。主体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价值的各异性、特殊性和多元化。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3]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特殊价值，这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价值“普世化”了。^[4]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西方鼓吹“普世价值”是为了给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5]

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鼓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胜利，美国模式是“人类普世价值和最终统治形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冷战后的主要国际冲突都来自不同文明或文化交接的断层地带。这一观点强调冲突多样化以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他把我国所代表的儒教文明视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威胁。德国学者孔汉思倡导“全球伦理”，即在各种文化之间“通约”，求得“普世价值”。孔汉思1990年提出的通过对话建立世界普遍伦理的设想，试图在世界的多元冲突中寻求某种普遍的、可供冲突各方共同遵循的东西。美国政府把“普世价值”作为其一直以来的对外战略之一，奥巴马执政后，认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提出用“巧实力”实行美国的对外战略，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包括人权、社会制度和开放经济体制。美国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首度阐明现政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界定，即“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合作性的国际秩序”，其不可或缺的理念就是让美国的文化、政策或价值观念具有吸引力，使别的国家模仿、理解、认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张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地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国的持久利益”。^[6] 美国推行的“新帝国主义论”主张利用实力优势，凭借军事强力，用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向其他国家输出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企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对伊拉克战争和“拉美陷阱”就是美国推广所谓“普世”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造成的恶劣后果。

二 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实质

1.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话语霸权的表现

西方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中正处于强势支配地位，所以在政治上甚至全球政治发展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张与声调占据了主流，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表现为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上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认同和实践向度。美国坚持把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标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