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到2011年年初，“十二五”规划制订讨论期间，一个热议的话题是“国富”和“民富”的问题。有人说，过去我们长期实行的是“国富优先”而不是“民富优先”的政策导向，造成现在我国“国富民穷”或“国富民不富”的现象。有人说，“国富优先”的政策导向，使国家生产力大大快于民众消费的增加，导致总需求不足。因此要从“十二五”起，把“国富优先”的政策导向转变为“民富优先”。

在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时候，虽然有人讲，“十二五”规划与前面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本质差别是由追求国富转为追求民富”，但“十二五”规划好像并没有明确提出“国富转民富”的方针和字样。笔者认为有些学者和媒体把“国富”与“民富”并立和对立起来的提法，并不确切。就“国富”来说，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是“国富”确实大大增强了，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GDP不到日本的1/10，仍列世界第100名之后，所以不能说国家已经很富。就“民富”来说，也不能简单地讲现在是“民不富”或“民穷”。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比过去有很大提高，部分人群已经很富，堪比世界富豪。据估计，2009年我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达67万户，居世界第三；资产超十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但是大部分国民确实富得不够，甚至很穷。所以，一方面内需不足，消费率低；一方面奢侈品市场热销，居世界第二。一方面“朱门酒肉臭”，一方面在菜市场、超市旁边可以见到拣拾菜帮子过日子的群众，媒体和网络上也有在城镇桥洞、农村陋屋发现饿死人和冻死人现象的报道。所以说，国民有富有穷，不能一概而论说什么“民穷”或“民不富”。

关于消费率低和内需不足的原因。这不是什么“国富优先”、“民富滞后”的结果，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多数群众未能跟着走上“后富”，反而陷于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的结果。按照联合国标准，每日收入1美元以下为绝对贫困，2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都属穷人之列。现在估计我国有1.5亿人口的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属于绝对贫困；有31%的人口即4亿多人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也都是穷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估算，城乡合计每日收入2美元以下的人口达10亿。这些人群收入低，买不起东西，才是消费率低和内需不足的主体。而居民之中另一部分特别富裕人士，他们之中有人可以花400万元买只“藏獒”，再用30辆奔驰车去机场接这个宠物；有人可花1000万元买一辆宾利豪华敞篷车，或者花更多的钱置办私人飞机。看来他们不是提高消费率和扩大内需的对象。

关于政策导向。究竟我国过去有没有所谓“国富优先”的政策导向？笔者的印象，过去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过或者实行过什么“国富优先”的政策，倒是明确宣布过并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如果说这也算是“民富优先”，那也只是让一部分人优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一部分人主要是私人经营者和有机遇、有能力、有办法、有手段积累财富的人群。应当说，这一政策实行得非常成功。它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宏观经济上国退民进、公退私进的结果，使得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前的近乎零，上升到现在已经超过65%。

民营私有经济的增长大大超过国有、公有经济的事实，证明了我们这些年实际上实行的，不是什么“国富优先”，而是“民富（当然是一部分‘民’）优先”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放开一些个、私经济，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借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本来也可以说得过去，是可以尝试的。当初宣布实行这一政策的时候，就曾提出“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口号。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虽然在很短的历史时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却迟迟不能够实现。在市场化、私有化的大浪淘沙下，这也不大可能实现。相反地，随着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趋势“自然出现”。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0.25，1992年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估计，2009年已达0.47。如果加上漏计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隐性收入，估计现在已大大超过0.5，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