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我们对他（戈尔巴乔夫）很了解”

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A.季诺维也夫称，1979年他侨居国外时，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苏维埃制度的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攻破？他的回答是：“那些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地方，即苏联共产党机关，它的中央委员会，它的政治局，最后是它的总书记”；“只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这一位置”——在听众哄堂大笑中，他说，“只需几个月他就可以搞垮党的机关……然后，整个政权和管理体系开始出现解体连锁反应”，“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解体”。

A.季诺维也夫证实，一段时间过后，他曾与英国情报机构某工作人员交谈，该工作人员告诉他，“很快他们（即西方势力）将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苏联的王位”。当然，他没有提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但A.季诺维也夫做出结论：这一言论有先见之明。

如果考虑英国从苏联改革中所得（不会多），英国特工机构参与将戈尔巴乔夫推向权力最高峰的说法令人怀疑。因此，有些作者认为，米·戈尔巴乔夫（上台）可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共济会，而不会是英国情报机构有关。E.K.利加乔夫前助理B.列戈斯塔耶夫最先散布的一种说法广为流传，“似乎，在占领时期，米·戈尔巴乔夫向德国当局作出了合作的书面承诺”，“在德国投降后，该书面承诺落入西方盟国手中，并成为他们进行‘敲诈’的工具”。但至今没有证明这一说法的证据，哪怕是间接的证据。因此，如果我们真想弄清这一问题，不应以讹传讹，而应将“戈尔巴乔夫和西方”作为特别研究题目。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大学年代。因为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不仅有苏联大学生，还有外国留学生。1953年，在法律系有几十个留学生。他们之中的捷克人兹德涅克·姆林纳日（1930—1997），米·戈尔巴乔夫不仅认识，还是朋友。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大学，还是毕业后，至今没有引起特别注意。至于戈尔巴乔夫1950～1955年与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其他留学生的相互关系，更没有人研究。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A.C.格拉乔夫断言，自1955年至1985年，米·戈尔巴乔夫和兹德涅克·姆林纳日没有保持联系，30年中他们只在1967年见过一次面，而且很偶然。但之后，正是A.C.格拉乔夫自己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4年对《共青团真理报》的下述讲话：“兹德涅克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比与我们的任何人更加亲密。”难道，他们这样好的关系，大学毕业之后没有通信联系？2002年戈尔巴乔夫证实：“我有一个朋友叫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有根据假设，1955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和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继续保持着联系，但只是不宣扬罢了。

为了弄清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必须考虑下述情况：莫斯科大学毕业后，1955～1963年，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在捷克国家与法研究所工作；1963～1967年，任捷共中央委员会法律问题委员会书记；1968年任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成员，是“布拉格之春”的领袖之一。正是因为这一原因，1968年他被解除职务，1970年被开除出党；1977年，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签署了七七宪章，并被迫侨居维也纳。

当选总书记之后，M.C.戈尔巴乔夫立即邀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赴莫斯科，但与他的会见没有公开。

研究“戈尔巴乔夫和西方”问题，还应关注戈尔巴乔夫参加的196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论坛。在该论坛，戈尔巴乔夫受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也许不只是团中央）的委托，“负责意大利代表团”。由此开始了与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联系，而这意味着是与后来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

1966年，戈尔巴乔夫首次出国，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9年9月，应邀参加保加利亚的庆典活动。同年11月，赴捷克斯洛伐克出差。1971年，在意大利，他第一次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之后他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戈尔巴乔夫还和造访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外国人建立了联系。他们主要是来自中欧友好国家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在这里，他还开始接触“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他们是为了生意而访问该边疆区的。其中包括英国John Brown公司、德国Linde公司、美国Union Carbide公司，它们是参与设计和建设化工厂的，还有为该项目提供资金的英国Morgan Grenfell银行。

当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后，戈尔巴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