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5日法国通讯社、英国广播公司等欧洲媒体相继报道了有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重新倡导网络自由的消息。此前一天，希拉里·克林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中提出，美国政府将以一种“风险投资的方式”，即投资2500万美元以撬动更多私人资本的方式，“开发技术工具，使‘压制性国家’的网上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公众能够绕过网络检查”。此前，《华盛顿邮报》报道，希拉里·克林顿曾宣布，要把“毫无控制的网络进入”作为一项最高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法通社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将“网络进入”变成了“克林顿新教条”。

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中可以听出，希拉里·克林顿在宣布美国国务院的决定时使用的是一种宣战式的语言。她宣称，要让压制网络活动的国家付出经济代价，并且面临像埃及和突尼斯一样的动乱威胁。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希拉里·克林顿公开点名中国、古巴、伊朗、缅甸、叙利亚和越南是“实行书报检查、限制网络自由、逮捕批评政府的博客人的国家”。她说，美国政府将支持“网上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继续向处于“压制网络环境”的人民提供可以绕开网络检查的技术，继启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推特”（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之后，宣布启动中文、俄文、印度文的“推特”计划。她说，那些压制网络自由的政府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对人民实行控制，但是不可能持久，压制网络的尝试将导致“各种各样的成本——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那些国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消化这些成本，但是我们认为，不可能长久如此。”她说，中国是一个“网络检查程度高而经济增长势头又强劲的国家”，但是控制网络“将有长期的成本，并将有一天使中国陷入一个限制增长和发展的怪圈”。她提出要陷网络控制国家于“专制者困境”：“我们相信，那些为网络自由设立障碍的政府……有朝一日会发现他们自己被束缚住了……他们将面临一种专制者困境，必须在让围墙倒塌或为了维持围墙而付出巨额代价之间进行选择”。

希拉里·克林顿的战书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响。“推特”的创始人之一和主席阿列克·罗斯说，“政府对促进技术国际化的参与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个人民主论坛”（有关技术和政策的年会）的创始人安德烈·拉西耶说，希拉里·克林顿对网络自由化的提升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性转型：“从20世纪的世界观转移到21世纪的现实”。支持伊朗反政府的组织欢呼这一新动向，AccessNow.org（一个帮助反政府力量把录像和信息传输到伊朗网络封锁线以外的机构）的执行主任布赖特·所罗门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它加强了改变政治议程的新技术的力量。”

希拉里·克林顿也认为这是美国外交的重大转型。她说，这是美国政府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作出的关键性选择：“我们今天的选择将决定未来网络的形态”。她称，新技术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边界，给传统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使得穿透传统边界，进行“社会网络化”成为可能，网络变成了“21世纪的一个公共空间”，变成了“世界性的城市广场、教室、市场、咖啡屋和夜总会”。在埃及和伊朗充斥了“脸谱、推特和YouTube”，这种现象表明，“联络技术的力量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加速器”。她还说，在突尼斯，将经济网络与其他网络分离开的尝试不能持久。人民，特别是青年人，使用网络进入技术成功地组织和分享了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促成了一个导致革命性变革的时刻”。

希拉里·克林顿的上述宣示，包括2009年她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的确道出了美国外交的新方略：在美国硬实力的世界地位明显下降的时代，更多地动用软实力，巧用软实力，以达到美国的外交目的。这就是被希拉里·克林顿称为“网络自由化”和跨国界“社会网络化”的方略。

之所以说美国是在“巧用”软实力，是因为美国一方面高调宣示致力于网络自由化，把握时代特点，抢占舆论道德制高点，例如美国国务院宣布资助网络技术开发项目，使公民能把他们的政府服务像餐馆服务一样贴到网上，在网上给政府打分，以促进政府透明化；另一方面又把网络自由化作为一种世俗圣战工具，如美国国务院计划向世界各地推动网络自由化的基层组织提供财政支持，作为美国绕过国家主权壁垒，在海外长期推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