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利比亚这个主权国家的命运早就做出了判决。这里指的不是西方特工机构煽动的反政府行动或者联合国安理会最近的决议，而是指西方怎样制定和实施消灭利比亚的战略。

在西方设计的“大棋局”上，很多年以前利比亚就被插上了小红旗——要对它进行轰炸，现在正在实施轰炸。

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可是，西方国家这样做不是出于关心在君主政体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利比亚人民的福祉。华盛顿和伦敦支持年轻的卡扎菲上台心怀鬼胎，它们估计卡扎菲没有长期治国计划，没有广泛社会基础，在阿拉伯世界也没有政治威望。英美两国以为卡扎菲当政便于加强自己在利比亚和非洲的政治影响。正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当时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从属国。可是，西方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利比亚新政权建立之初，反帝、反西方的倾向就显而易见，而且不仅是在口头上。

的黎波里对西方的第一个严重打击是1969年10月7日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大二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利比亚第一次表示要废除自己国土上的所有外国基地。随后，利比亚领导人便通知美英驻利大使废除了有关条约。

向外国资本在本国经济的阵地发动进攻，是利比亚对西方的第二个有效的打击。

这也成为西方判处利比亚的第二条罪行。做到这一点要比驱逐外国军事基地困难得多。首先，1970年利比亚政府发布命令，将所有银行国有化。然后，1973年间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先后控制了本国的整个石油工业，它们又成功地促使国有化问题一直成为欧佩克的议题，直到70年代末。最终，利比亚将所有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而凑巧的是，当时西方石油公司为了尽量减少对波斯湾廉价石油的依赖性，将大笔资金投向了利比亚，因为利比亚的石油不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

对资本发动的第三次进攻触及了当地资本家的利益，这次进攻是最大规模而且有思想基础的，1977年9月卡扎菲提出“经济自治”，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发展原则。

从卡扎菲与铁托关系密切以及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自治理论的发展来看，我认为，卡扎菲想采取的正是这种思想。后来，利比亚开始让企业职工集体管理自己的企业。卡扎菲在《绿皮书》中对此项改革思想进行了阐述，而这与资本主义本质相矛盾。比如，揭露了雇佣劳动的奴隶本质，宣扬劳动者有权支配自己生产的产品。“人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劳动并且取得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报酬，而更多的成果应当用于积累社会财富。一个人集聚过多必然会导致另一个人需求的减少，而这是不能允许的。”

同年11月起，利比亚开始在生产、贸易和服务领域宣传“是伙伴而非雇工”的口号，后来又实行了“住房归己”的原则。1978年5月，利比亚颁布法律，废除租房制，而原租户变成所租房屋的主人。利比亚实行的国有化不是直接剥夺，不同于1917年的俄国或二战后一些人民民主国家采取的做法。在利比亚，一切都做得很得体。比如，原所有者在得到补偿的同时，还有可能参加企业的管理，但与“生产者同权”。可是，利比亚的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不能同意，并把卡扎菲的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人民抢夺”。部分穆斯林领袖人物也反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新措施。

尽管有国外的积极支持和策划的抵抗活动，甚至出现了一系列暗杀事件，卡扎菲还是实施了自己大部分的计划。在西方唆使的动乱开始之前，每个利比亚人的日常生活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比如粮食和其他食品很便宜，交通和汽油几乎不要钱，利比亚所有居民都拥有免费的住房。

西方之所以制定消灭利比亚战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利比亚领导人的政治方针。这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非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世界第三理论”。卡扎菲在1976～1979年撰写的《绿皮书》中阐明了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并且基本已经实现。其按照雅典民主模式建立的“直接人民民主”制度，基于以下三大原则：（1）民众通过人民会议直接行使权力，每个人都参与决策；（2）人民拥有社会财富，社会财富被视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财产；（3）把武器交给人民并让人民学会使用武器，避免军队对武器的垄断。

我认为上述原则中最有争议的是最后一点。历史多次证明，武装人民的做法会以血腥的革命动荡而告终。不过现在我们姑且不谈这